知识界彻底进入了“考古期”，八股文与考据之风茁壮成长。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都致力于统一战争，尤其是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战争。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顶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庞大的军队规模和频繁的战争，让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八百万两白银。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危机重重的政治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也同样危机重重。
　　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注定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不能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吏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首先是吏治腐败。清朝统治者对政风向来不大重视，所以官员自上而下贪污成风。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康熙竟然几十年来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为官者完全丧失了廉耻之心，个个唯利是图。上至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下至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且贪污之巨空前绝后。仅和珅一人，为官二十年，贪污折合白银达十亿两，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即使在看起来还算清明的时代都如此腐败，可见清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政治、军事、科技上的落后也是“康乾盛世”的真面目。“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政治上难有作为。康乾时代的科举也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丢弃了原先的先进意义。文字狱等则让文人们只敢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有发明创造，中国的科技水平几乎止步不前乃至倒退。清朝的军制更是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两百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
　　清朝时期，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盛。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简单而又愚蠢，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先后采取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播、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阻止与西方的交流。
　　为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清政府制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结果导致中西交流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是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灾难性的沿海迁界
　　除了上面这些已成定论的“真相”，顺治、康熙年间的“沿海迁界”，其残忍程度和对历史的影响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
　　清廷的“沿海迁界”不像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地，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而是以屠杀和强制为主要手段：“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这一次“迁界令”，事实上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的资源。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为了抵御郑成功，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五十里，除澳门以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还下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
　　这一次迁界的时限只有三天，以至“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两天后，骑兵突然而至，人们来不及收拾，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地全部荒废。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迁界的同时，就是烧，烧房子，烧船，目的是“无资寇用”，不给郑成功这些“贼寇”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清廷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树全部被砍，草全部被割。至于为什么对果树、松柏乃至青草都斩尽杀绝，大约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的力量利用吧。
　　到了这种地步，清王朝还嫌不够彻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下令再内迁三十里。划界时，清官吏往往先确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很多居民的房子被一分为二，被迫放弃半边房子。为了分内外，界线上被掘了深沟。百姓稍有越界者便是死罪。清政府甚至还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这番折腾下来，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两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了一个无人区。
　　清政府对海洋的恐惧到了病态的地步，然而，列强终于还是从海洋上来了，而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
　　总之，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任何一方面来说，“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不过是徒有虚名。如果真要套用“盛世”的名号，那也是相对于整个腐败的清朝来说，康乾时期的统治力量还算比较强吧。
　　纪晓岚是个纵欲狂
　　纪昀，字晓岚（1724—1805年），河北献县人，他可以算是有清一代，在文化界屈指可数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汉人，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纪晓岚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并亲自督导下，领衔编纂了当时最大的文学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同时，他还编著了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纪晓岚向以“风流才子”著称。在中国的历史上，风流才子往往才华横溢，洒脱不羁，处处留情，但不会被人们认为与色情相关。比如柳永，一辈子与青楼女子为伍，但世人并不认为他是好色粗鄙之徒，反倒会觉得这才是才子本色。因此，如果我们说大才子纪晓岚是一个超乎寻常的纵欲狂，或许有人不相信，甚至会鄙夷地认为是在编噱头。然而，纵欲确实是纪大才子的怪癖。
　　超凡的欲望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
　　就食的一面，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喜欢吃米、面，面还偶尔吃一两口，米则是从来没沾过。他的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十盘以上的猪肉。有一次，他正在用饭时适逢友人光临。仆人捧上一个足足装了三斤猪肉的火锅，纪晓岚如风卷残云般把锅中之肉装于腹中，看得来客目瞪口呆。
　　有趣的是，纪晓岚虽然嗜肉，但对鸭肉却毫无兴趣，即便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也很难吊起他的胃口。对此，他曾赋诗加以解释：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花；
　　海棠倾国姿，杜陵不一赋。
　　诗中，他以屈原（灵均）《楚辞》遍及万花百草却不曾歌及著名的梅花，杜甫为众多奇葩异草赋诗却未涉及美丽的海棠作比，借此为自己的怪癖引据解嘲。
　　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患有性欲亢进的疾病。《虫鸣漫录》上说他：“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啸亭杂录》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栖霞阁野乘》中还记载了一则“奉旨纳妾”的故事。
　　编纂《四库全书》时，由于工作繁杂，纪晓岚有时要留在宫中几天不回家。结果时间一久，纪晓岚因为数日未有房事，两睛暴赤，两颊如火。有一天晚上，乾隆皇帝闲逛至此，看到纪晓岚的样子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纪晓岚如实回答说：“没病，只是数日未近女色，内火外攻，才弄成这个样子。让皇上您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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