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唐朝盛世玄宗时期藏书最多时也不过八万卷，其中唐朝学者自著的就有两万八千多卷。
　　此外，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随后的唐朝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制度。
　　单就以上这些成就而言，隋炀帝就不能被说成是一个昏庸的暴君。

　　第二十三章 灭亡的内外原因

　　无论杨广的功绩如何，隋王朝的天下确实是败在他的手上，这无话可说。他之所以败得如此惨，应该与他的性格有关。
　　《隋书》记载杨广“美姿仪”。中国第一美男子潘安，史书也仅是说“美姿仪”，可见杨广长得非常帅。杨广的文学修养也极高，秦观的名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就取自杨广的诗句“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炀帝在西巡途中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被认为是千古名篇，通篇气势磅礴，颇有魏武之风。另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也显示了他不凡的文采。后代文人对他的诗文十分推崇，认为“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后人不吝于给一位恶名昭著的人如此高的赞美，足以证明其文采之斐。
　　杨广的口才也非常了得，经常把下面的大臣辩得无话可说。
　　除了这些，杨广的军事才能也非常出色，十三岁时被封为晋王，并做了并州的总管，拱卫京城；二十岁时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攻陈，并完成统一。杨广还在隋朝抗击突厥的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给突厥致命一击，奠定了隋朝对突厥的胜利。继位后，他还派军灭了吐谷浑（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打通了与西域的商贾往来，即使是隋朝灭亡前夕，西域各国依然臣服于大隋王朝，给隋朝纳贡送礼。
　　优秀的人往往容易刚愎自用，目空一切。杨广就是如此。他的嫉妒心极强，容不得比自己有才华的人，遇到诗比他写得好的大臣，往往要找借口除掉。当时内史侍郎薛道衡名冠天下，所作《郎王胄文词》被天下人追捧，杨广妒其盛名，终于找借口置薛于死地。
　　他还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他曾对大臣宣称：“我天生不喜欢听人唱反调，那些所谓敢犯颜直谏的人，都说他们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就别学这一套。”这样一搞，谁还敢说真话？久而久之，包围在他身边的必然是一帮奸佞小人。一个帝王，无论多么聪明，智慧毕竟有限。如果心胸狭窄，与臣子的距离自然就远了，很难成大气候。所以杨广的下场是可以想象的。
　　杨广的灭亡除了与他自大和狭隘的性格有关之外，还与他过于好动且不满足现状的特性有关，这可让他犯了大忌。
　　在他统治期间，规划和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重修长城、开凿运河、招徕四夷，每一个举措都是大动作。同时，因为胆大好胜，他一生做了许多出人意表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远至青海巡游的人。
　　他对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物而返。他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所有这一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相悖离。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清心寡欲，对于锐意进取抱着警惕和怀疑态度。炀帝的这种个人气质，总的来说，并不为历代文人所喜，而历史其实是由文人所记录，在他们的笔下，炀帝难免多被非议了。
　　客观地说，隋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隋炀帝的“过”，而隋炀帝“过”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错，而是有深层的历史背景。
　　隋朝的建立，并不是杨氏集团艰苦卓绝打下来的，而是杨坚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北周皇帝手中抢来的。因为缺乏农民战争及体制上彻底的改造，前朝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病被全盘继承下来，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积极地去解决。事实上，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势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尾大不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间的矛盾日益激烈。隋炀帝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用人不当，这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隋文帝杨坚聚敛财富，恰好支撑了炀帝杨广的挥霍奢靡。
　　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这一面便暴露出来。即使明君代表李世民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贞观初年，动乱刚结束，社会经济萧条，所以李世民提倡节俭。到了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李世民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炀帝与太宗被传统史家一个称作暴君，一个称作明君，实在是时势造就，他们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难怪有人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唐高宗不是窝囊废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也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从他的手中夺走了政权，建立了短暂的大周王朝，让李姓男人们着实丢了一把脸。因此，历史上对唐高宗的评价是“昏懦”。最晚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不尽然。
　　有人认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评价，只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改朝换代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这个丑化的过程中，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政的政治现实相关。
　　文治武功不逊于李世民
　　唐高宗是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还是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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