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大运河”开通后，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后世虽然极力诋毁杨广修建大运河的行为，但是却一直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益处。直到清代，大运河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连接南北，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到了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退居幕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其功绩是不朽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导致灭国，这是杨广作为一代君主的失败之处。
　　杨广是个高智商的人，他不至于单纯为了享乐而发动如此大的一个项目。如果说享乐，充其量也是将国家利益与私人享乐联系在一起。
　　“三游江都”是隋炀帝只知享乐的重要罪证。如今却有人对此举提出新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江南分裂于中国已经有几百年了，隋炀帝作为一个刚把江南归于自己统治之下的王朝君主，为表示对江南的统治与重视，进行巡游理所当然。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国家统一，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隋炀帝每次巡游江都时都要动用超大规模的船队，以及空前盛大的仪仗，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是深受诟病之处。但是若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了。当时中国经过长期的分裂后，刚刚才靠武力被重新统一，君主在新统一的帝国内炫耀其威仪，是有必要的。
　　当然，片面地看待上述观点，难免有拔高杨广之嫌，但如果全面去衡量历史，绝不会是虚言。再说，比起后世的皇帝，诸如乾隆六下江南等行为，隋炀帝三下江都实在不应该背负如此重的罪名。即使紧跟在他后面的圣君李世民，其奢华也胜于杨广。
　　史书记载，631年，李世民不顾大臣们一再劝告，命令整修隋代宫殿。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李世民重修隋代仁寿宫，随后又建造了至少四个新宫殿，其中建于634年的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40年的襄城宫，用了大约两百万个工时。即使这样费工，当该殿竣工时，太宗发觉它是建立在暑热之地，不合自己的心意，又命人把它夷为平地。647年，大量工程费用使朝庭不堪重负，导致在次年举行的封禅活动被推迟。
　　李世民还替自己营建昭陵，在唐代十八陵中属于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园。
　　如果说杨广的奢华还有益于政权，李世民的奢华不过是纯粹为了个人享乐奢侈而已。可惜的是，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隋炀帝只好背负骂名了。
　　修建洛阳城是隋炀帝奢侈浪费的又一罪证。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隋炀帝为什么修建洛阳城？只要仔细分析当时的局势，就可以看出修建洛阳完全是有必要的，而非为了享乐。
　　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其所处的关中地区作为基地过于偏僻，难以由此遏制东部的敌对势力。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基础。此外，洛阳是当时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及储藏和转运贡粮的要地，洛阳作为中转站，大大减少了各地向首都长安运送粮食的人力物力。正是洛阳据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促使唐朝在将近三百年期间以洛阳为东都。
　　隋炀帝所做的上述几件事，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功在千秋的。当然，其初衷不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及好大喜功和个人享乐。而且，因为这些浩大的工程都是在短时间集中完成的，显然加重了本就劳顿的民众负担。所以，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强调其负面，也不能只看到他的功绩。
　　对外用兵的功与过
　　隋炀帝一生对外多次用兵，被认为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特别是三征高丽，被认为是为隋王朝敲响了丧钟。然而，客观地说，杨广四处征战，也为维护中国统一作出了的贡献。
　　有三个事件可以作为证据。
　　其一，统一南北。
　　589年，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南下，向富裕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当时人们称长江为“天堑”，当年符坚百万大军都没能突破，可见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一举突破长江天堑。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此语出自唐朝人所撰的《隋书》）。
　　590年，杨广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此后，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当地的学者来整理典籍。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开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二十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放眼历史，这种成就并没几个人能轻易达到。
　　其二，收复辽东。
　　早在东晋年间，中国北方高句丽部族兴起并占据辽东，改襄平（古辽阳）为辽东城。612年（隋大业八年）正月，隋炀帝率军一百多万，东征高句丽，并将高句丽兵逼入襄平城（即今辽阳）固守。隋炀帝一面围城，一面安抚辽东人民，建置郡县，以为统治。这时，另有一支大军会师鸭绿江西岸，进逼平壤，但战斗不力，丧师三十万，败回辽阳。因此，炀帝于七月二十五日撤辽阳之围，引军归还，并以所收复之地，置辽东郡。
　　隋炀帝杨广是个好胜的人，拿不下辽东城并不甘心。他对身边的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天，我要拔山移海，也能够办到，何况这小虏呢！”于是，在第二年（隋大业九年）春天再次出兵，渡过辽河，挥军直下辽东城，利用飞楼撞、云梯、地道等一切工具和办法，四面俱进，昼夜不息。但因高句丽兵固守城池，一连二十多天也不能攻下。随后炀帝又号令军士制作布囊，装满泥土，垒起阔三十步的土墙，高于城齐，名“鱼梁大道”，准备登城攻杀。就在此时，后院起火，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以李密为谋士，聚众造了反，其中包括一些文武官僚的子弟。杨玄感是帮助隋炀帝篡立帝位的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文武全才，四方知名。杨玄感反书传到辽东，炀帝无奈，只好于夜间悄然撤离，领兵回去平息杨玄感的叛乱。
　　隋大业十年（614年）二月初三日，炀帝第三次征伐辽东。这时，高句丽已经困顿不堪，无力抵抗隋朝的大军了，到七月末，高句丽王派使臣向隋军下了降表。从此，辽东又归回到隋朝的管辖内。
　　其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地出发，经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西部自古是大漠边关，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在翻越大峡谷时，由于当地温度终年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隋炀帝本人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了苦头。可见，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在封建时代，足迹远涉西北的皇帝，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610年（大业六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此举无疑使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紧密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方在多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实实在在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十百里，也可谓举世创举。丝绸之路的畅通，让隋朝成为更开放的国度。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发动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南部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河套一带）。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订法律，创立科举制
　　杨广创建的科举制对后世影响深远。科举制度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
　　杨广还恢复了被杨坚废除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并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为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作出了贡献。杨广还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最多时有三十七万卷，七万七千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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