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助纣为虐的行为，反映了他道德上的缺陷。
　　其二，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也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江浙任上时，通过加派“提编”等额外税赋和请求留存浙江盐银等手段，聚敛了巨额钱财，有“总督银山”之称。其中，有一些花费是用在招抚倭寇上，其余大部分都是供他自己挥霍的。据说，有一次，胡宗宪宴请织造太监等人，居然有两百名侍女陪饮。晚上宴会结束时，这名太监拿出五两金子表示感谢，胡宗宪冷笑一下，不予理睬。另有一个拿出一两金子，胡宗宪笑称：“您这是在羞辱我吧！”当场将金子扔进水里。还有一次，严嵩的义孙锦衣卫严鹄路经杭州，胡宗宪盛情款待，极尽奢华之能，宴后还推荐丽妓让其留宿。严鹄推辞不就，胡宗宪说：“你这是为难我吗？那我就先行了。”然后拥着别的丽妓走了。以上事迹虽然都是出自笔记杂谈，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胡宗宪如此高调地露富，自然会引起朝中大臣们的非议，而他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合看来，胡宗宪人生中最大的亮点是在主持抗倭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胆略和智谋，称得上是一位能臣，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同时又结交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使他的人品备受争议。按照普遍观念，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够得上是英雄。像胡宗宪这样才干突出，能力非凡，但品行上不够光明磊落的人，值不值得肯定？这是个问题。今天看来，尽管胡宗宪在官场中钩心斗角、趋炎附势，但不应该抹杀他在抗倭中的功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个被历史冷落了的“抗倭英雄”。
　　“奸臣”严嵩，贤多于奸
　　严嵩（1840—1567年），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曾在嘉靖朝内任首辅大臣、内阁大学士，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在《明史·奸臣》中有列传。所谓“奸臣”，在史书中的解释是“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然而，翻看记录嘉靖朝事的正史、野史，严嵩似乎不应列入“奸臣传”。
　　其实，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被定性为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窃弄威柄”的真相
　　严嵩是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但很快病休归里，读书八载，后因诗文峻洁，声名鹊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回来后大说吉祥话，说得嘉靖眉开眼笑，严嵩因此快速升迁。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专权了。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不勤政的主儿，在位四十五年，竟有二十七年不上朝。但是别以为他对朝政大事撒手不管了。他虽深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任中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皇帝虽然非常亲近严嵩，但是对他的意见也不全信，有时候会让他独断专行，有时候又会故意表示反对他的做法，目的是杀杀他的气势。这说明严嵩不但没有机会弄权，连自己的位置都随时可能丢失。再如《宾退录》卷四上说：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与严嵩为儿女亲家，严嵩欲安排欧阳必进为吏部尚书，经严嵩哀求再三，嘉靖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试想，严嵩想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由此看来，说严嵩“窃国柄政”实不可信！
　　嘉靖继位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这让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镇守中官之设是明成祖利用宦官强化皇权背景下的产物，《明史·张忠传》记载，嘉靖在位四十几年，不设镇守内臣和掌管京城仓储的官员，此举让长期猖獗的宦官势力得到了强有力的控制。此外，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可以想象，嘉靖有鼎革之力，与世宗厮守了那么多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严嵩与嘉靖的关系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严嵩并非一意媚上，他得罪嘉靖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
　　嘉靖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他生性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残暴，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的“宫婢之变”。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严嵩一向被人讥为“青词宰相”，说得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热衷于玄修、炼制丹药。在那些颇为神秘的仪式中，经常需要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青词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文笔华丽，而严嵩正好深谙此道，所以颇得皇帝喜爱。人们认为严嵩就是因为以此拍皇帝的马屁，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可是，当时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所有阁臣的要事，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媚，只不过他的文采更好一些而已。严嵩并不热衷于奉承，相反，他还曾非常刚正。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许多其他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例如反对运楠木北上。或许是因为为官刚正，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才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到嘉靖四年（1525年），又升为国子监祭酒，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嘉靖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有不清白的行为。
　　进入北京后，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尽管如此，严嵩也并非一味谄媚，对嘉靖不正确的做法也会据理力争。例如“宫婢之变”后，嘉靖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嘉靖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嘉靖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会引起民怨，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支持严嵩，认为徐阶太过于阿谀了。可见，严嵩也有刚性的一面。关于这一层，嘉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嘉靖对严嵩也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名为“琼翰流辉”，奉玄之堂名为“延恩堂”，赐字幅“忠弼”等。即使是嘉靖令他辞官之时，在谕旨里他还是说“嵩小心忠慎”，并且允许他乘驿车回家，每年还给他百石禄米。（《世庙识余录》有载）能得到嘉靖这样一位薄情寡恩的皇帝的优待，并非只是会拍马屁就可以得到的。而严嵩卸任赋闲在家时，生活也未见比其他首辅优越。
　　关于贪污
　　“贪鄙”与“专权”是令严嵩声名狼藉的两大主要原因。“专权”的问题已在上文有所阐述，这里再来谈谈“贪污”。
　　严嵩到底贪污了多少？
　　据《明史》、《世宗实录》等记载，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以及其他珠宝珍藏几千件，还有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田地山塘近三万亩。
　　嘉靖下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奇怪的是，当时仅有十万两入库。嘉靖也觉得奇怪，于是问道：“从严嵩三月被处决到今天已经十个月了，抄没的财物尚未至，尚不见。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匿流失，它们真的存在吗？在哪里呢？”（《世宗实录》有载）嘉靖的怀疑很有道理，而对此唯一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严氏巨额家产根本就不存在。
　　当时主持籍没之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严嵩的政敌，是不是他故意虚报，以夸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严嵩彻底被扳倒就是徐阶设的圈套。
　　嘉靖崇尚道教，他经常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装神弄鬼一番后说：“今日有奸臣奏事。”接着嘉靖刚好看到严嵩的密札，于是对他究竟是忠是奸产生了疑问。这时，正在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于是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结果，严嵩被勒令致仕，即告老还乡，儿子严世蕃先是发配戍边，后以通倭罪被杀。严家随即被抄没。
　　退一步讲，严嵩虽背着贪名，其家产却远比不上素有廉名的徐阶。徐阶光田产就有四十万亩。根据史书记载，严嵩和徐阶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十几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已昭然若揭。何况徐阶还有纵容子弟侵占民田，诬陷清官海瑞被罢官的劣迹。至于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但从当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的感叹中可见一斑：“产业之多，令人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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