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友斋丛说》）
　　如此说来，把“巨贪”的名头加诸在严嵩头上太名不副实了。
　　严嵩之为人
　　《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中“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在上文中已证明并不完全正确，“无他才略”则更不符合实情。
　　严嵩的文采是有史可循的，而他也正是凭借一手青词得到嘉靖的喜爱，向有“青词宰相”之称。与他同时代的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
　　严嵩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有一次地方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八年（1505年），他中了进士，以二甲第二名的身份入翰林院就读，当时包括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都对他的才华叹为观止。
　　严嵩的书法成就也很令人敬佩，北京百年老店“六必居”的金字招牌就是他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
　　关于他的人品，也非《明史》等正史中所说的心胸狭窄，热衷于打击报复，相反却是极有度量。《罪惟录》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林一新的官以佥事的身份外出巡查，恰有严嵩的家仆有不法行为，被林一新抓住打了一顿。后来，林一新回到京师，严嵩非但没有报复，还对他礼敬有加。严嵩能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这与徐阶纵容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史料中还记载了严嵩擢选人才以为国用的事迹，如《列朝诗集·尹耕传》中说：“分宜（严嵩）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
　　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当他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国史唯疑》中还记录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对话：徐阶曾对张岳的儿子说：“严氏把持朝政二十年，你父亲镇守一方却没有给他送过一钱。严嵩垮台后，忠贞之士只有你父亲一人得完其身。”张岳是明代有名的贤臣，为人刚正不阿。徐阶此话虽然有攻击严嵩贪婪、排除异己的意思，但也隐隐透出推崇之意。黄景昉随后发表评论说：“能让贤者得完身名，可见严嵩并非全毒。严嵩擅长诗文，喜好收罗名士，偶尔也能够抑制私欲，可见此人还是值得可怜可恕的。”万历年间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提到，江右人，特别是袁州人对严嵩尚有余思。
　　事过数十年，乡人还记得严嵩的好处，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谈论严嵩时也有推崇之意，这是否意味着严嵩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还记载：嘉靖二十九年，王联诬陷胡缵宗一案，株连一百一十余人，当时，皇帝的意思不明朗，身为大学士的严嵩敢于挺身而出排解这件事，使得皇帝的怒意消解不少。这类颇值嘉许的事，在《明史·严嵩传》中竟没有记载。
　　严嵩在升官过程中与朝中两位大臣进行过政治斗争，虽然用了些手段，但至少算是就事论事，打击范围较小，比起徐阶罗织“严党”逼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严嵩所参与的这场政治斗争是从与夏言的争斗开始的。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嘉靖对仪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嘉靖的好感，并且成为皇帝的亲信之一，时任阁臣的夏言也是亲信之一。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比严嵩早发达。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恰在此时，夏言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嘉靖不满。严嵩适时地攻击夏言，更使嘉靖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被革职赋闲，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任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是世宗仍对夏言有眷恋之情，他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的字）二字。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召回夏言。有人说，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觉得严嵩有些贪婪、傲慢。不管怎么说，反正夏言再次成为首辅。复位的夏言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皇帝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的趾高气扬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嘉靖感到他在独执朝政。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这种情况嘉靖看在眼中，自然会有一番想法。
　　随后的“复套”事件直接导致了夏言的失败。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嘉靖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就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时，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却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擅权。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再次被迫辞官。接着，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以及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后，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后，仇鸾受宠，他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于是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嘉靖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有一次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向皇帝汇报了仇鸾的不轨行为。嘉靖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才告消除。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严嵩非但不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还差点在阴沟里翻船，比起历史上不可胜数的朋党之争，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
　　沈炼，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明史》中称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颇疏狂”。沈炼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经常跟严世蕃一起喝酒。严世蕃喜欢以酒虐客，沈炼心中不平，久而久之两人反目。此事可以看出沈炼的性格有些偏狭。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是上疏弹劾严嵩，疏中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但后来的人认为，沈炼所列的严嵩十罪，并不属实，“俱空虚无实”（徐学谟《世庙识余录》）。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而后将其谪贬到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分，常常说严嵩父子的坏话，当地不明事理的民众也跟着起哄。沈炼大喜，整天以骂严嵩父子为乐。这还不解气，他又扎了几个草人，代表李林甫、秦桧及严嵩，喝醉了就聚集子弟射着玩。这种“游戏”似乎不是君子所为。后来，沈炼常与地方政府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所杀。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事实上杨顺根本不是严党，沈炼之死，完全是其性格上的弱点所致。
　　杨继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在国子监时，是徐阶门生。《明史》称他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杨继盛的性格与沈炼颇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也就是沈炼上疏两年后，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继盛指责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并且说“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让嘉靖认为是影射他的，因为严嵩做的许多事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至于“或召裕、景二王”之言无疑是认为嘉靖昏聩，只能请已经死了的君王来主持正义了。这等于戳了老虎屁股，结果，嘉靖一看此疏，大怒，将杨继盛下狱，派人去责问他为什么要提到二王。然后，打了他一百杖，令刑部定罪。杨继盛上疏后，严嵩一再请求辞职，世宗挽留再三，说杨继盛上疏是冲他而来的。可见，杨继盛之死与严嵩何干。
　　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所著的《罪惟录》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皇帝在位很久，事事都出于皇帝自己的意思。严嵩当了首辅后，很少敢有违逆，偶尔提出不同意见，也只敢小心翼翼地说几句而已。他的过失在于，身为首辅，皇帝要杀人时，他没有及时劝阻。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