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遗训，这个政策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士大夫们即使失势不得志，也最多被削职在家，或被贬官在外，但不会赔上性命。宋朝的皇帝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个国策的最直接结果是，宋代的知识分子没有性命之忧，因此敢于直抒胸臆。宋朝的大臣是最敢于管事的。例如，李沆当着宦官的面烧了真宗进封皇妃的诏书；包拯多次当面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和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叫板，称如果她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真宗去世，刘太后专政，她曾试图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不为所动，主动和刘太后保持距离，等等。这在无形中抑制了皇亲国戚等干政。
　　宋朝的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系统、良好的教育让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加之士大夫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皇室的提拔，因而他们对皇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对皇室的稳定和安宁非常关注，绝不容忍有篡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也不行。正因为如此，北宋被金国灭掉以后，仅有皇室血统，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被奉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南宋时期虽然出了一些权臣，如秦桧之流，但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无论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
　　此外，古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思想在宋朝士大夫的身上得到浓重体现，如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
　　重视、重用士大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即士大夫来自底层，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一旦被朝廷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篡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篡位。
　　宋朝是最重视读书人的朝代，科举进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是官，而且是真正的高薪。宋朝的官和职是分开的，官就像现在的职称，不代表职权。由于官多职位有限，没有职位的人就被朝廷白白供养起来。到神宗时，十个官里可能就有七八个官只拿钱不做事。
　　官多的坏处是造成“冗官”，所耗官银几乎是天文数字：真宗时，耗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仁宗时，耗银一万二千万；英宗时，视情况又增加十分之三。好处是一大批文人衣食无忧，宋朝又有祖训，不能杀士大夫，所以也过得很自由，致使文化空前发达，甚至有几项了不起的发明。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宋朝的制度建设已经相当成熟，比起其他朝代，其政治运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视以文治国。
　　每一个开国君主在夺取天下后，都要面临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先贤们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等种种用人策略。但基于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这个弊端，所以，政治清明与皇帝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英明的君主或许能够任用贤才，但如果碰到一个昏君，则必然是小人乘机占据高位。由于宦官、外戚、后妃、宗室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可能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大封宗室从而导致震动极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唐玄宗后期任用奸佞，引发十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反观宋朝，这一时期的政治整体而言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少见的清明时期。在宋朝，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等靠裙带关系上位，并且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都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所以使得宋朝的政治斗争不再像其他朝代充满血腥气。
　　宋朝的士大夫中虽然也有小人，但小人的势力总体上难以压住君子的正气，北宋一朝自不用说，南宋时期即使在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敢于对他直面抨击，所获之罪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不如之前的汉唐、后来的元明。汉唐的宗室、外戚风头常常盖过皇帝，元明的权臣手握生杀予夺大权，明朝的太监甚至能罚满朝文武下跪。这些在宋朝是不可能出现的。
　　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也是别的朝代无法比拟的。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时任宰相的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因改革而起的政见之争更是不夹杂着私利，纯粹为了国家利益，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在宋史中随处可见。
　　宋朝的人文文化也到了一个典范的极致。当时士大夫如包拯可以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皇帝却只能举起袖子挡住飞溅的唾液，回到后堂才敢发牢骚，并且对这个唾沫星子乱飞的包拯一直加以重用。或许正因为有如此宽松的环境，才出现了“打龙袍”、“铡美案”一类美好的传说。
　　另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宋朝的人文环境。秦桧在南宋大多数时间都被看做反面典型，但他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是理性的。
　　正因为宋朝采取“君子政治”，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也都不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西晋只存在了五十一年，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因为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第二十七章 科技高度发展，学术趋向精致内省

　　宋朝的科学成就虽然没有达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但宋朝知识分子的群体创造力是世所罕见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诞生于宋代，另两项则在宋代开始得到广泛应用：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代表作有《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有很多先进的土木工程、航海术和冶金学方面的发明，如风磨。宋朝发明了纸币。这些都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最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四百多年后才发现，尽管如今课本上这个公式仍以那个欧洲人卡当的名字来命名。
　　中国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理论的不是马寅初，而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内阁首辅申行时，而最早实施计划生育却是在更早的宋朝。
　　宋朝出现了众多通才式的科学家，如沈括的学识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数学、地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工程学、医学、艺术评论、考古学、军事战略、外交等等。他曾经接受一个边境调查的任务，用木头和锯末制作了一个三维的地图来表现山脉、河流、道路等。他计算了棋局所有的可能性，还计算了用限定的人力物力携带食物能支撑的最长战争时间。沈括还提高了漏壶计时的准确性，改进了浑天仪、日晷，还扩大了天文望远镜的宽度，可以更好观察北极星和其他星球。沈括还做了关于照相机暗箱的实验，只比首位实验者海什木晚了几十年。
　　宋朝任用了许多像沈括这样具备科学知识的官员，这些人的知识对宋朝的管理、军事和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除以上提到的，宋朝的其他科技发明创造不一而足，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评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
　　同时，宋代的学术开始向精致内省发展，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又一个学术高峰期，出现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载、邵雍、王安石、陆九渊、叶适等一大批历史上一流的学者。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的序中说：“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为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而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而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俗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他认为宋代的成就在尧舜、汉、唐之上，明代的国家体制、民俗、法律、儒家理论，等等，无不承袭于宋代。
　　宋代这种经济、学术文化高峰期的出现，是和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同时和宋代皇帝并不妄自尊大的性格有关。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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