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朝廷能够允许学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于获罪，怀疑经典之风盛行，同时宋廷对经济、科技、文化事业都比较注重，促进了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商业经济萌芽
　　我们后人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本书虚构成分极多，就从《水浒传》里的描述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很少有人是没有饭吃，活不下去的。
　　北宋欧阳修抱怨世风奢靡时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意思是说连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士人的服装、丝制的鞋子。有西方学者认为，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的生活水平比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还高。又有记载说，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京城所有的人都烧得起石炭，可见，当时的老百姓相对是富裕的。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代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就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公认《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见闻是真实的。
　　另据史料记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四十个，汴京和临安人口超过百万。可见，宋朝的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宋朝经济极其繁荣的极好例证。
　　有一个数字很值得关注——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一亿六千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八九千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一亿贯文。要清楚地理解这个数字，可以跟后来的明清做个对比。
　　明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两百五十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岁入四百万两。到了明末，明政府为了应付后金侵略和农民起义，采取了著名的“三饷加派”措施，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这种被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也只为国家增加了大概每年一千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此时期合计财政收入约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我们以一两白银等于一贯文计算的话，那么明朝财政收入鼎盛时期还不到北宋的1/10，不到南宋的1/6。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但直到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这么庞大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宋朝的商税甚轻，如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住税3%，行税2%。但是宋朝的主要税收却来自工商业，如熙宁十年（1077年）的总税收中，农业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工商业的兴起使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这使宋朝得以采取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土地兼并向来被视作国家大害，历朝政府都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随后，土地逐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揭竿而起，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结果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同时也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经济牢牢束缚在自然经济框架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地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制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此外，宋朝时首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北宋时期，在唐代“飞钱”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容易携带的纸币——交子，南宋有会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开始兴起了市、镇及乡村集市贸易。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人口首次达到一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独立或政府资助的工业开始发展。例如，除了独立的纸币印刷外，政府还在惠州、成都、杭州等处成立了几个铸币厂。这些工厂吸纳了数目庞大的工人，据记录仅在杭州就超过一千人。此外，宋朝的对外贸易也极其发达，利用当时的国际贸易，宋朝廷获利颇丰。
　　可以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都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扼杀了。当然，即使宋朝取得了宋元战争的胜利，也不敢断言中国就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
　　恼人的军事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丢了，最后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汉民族认为是最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强敌环伺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说明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在批评宋朝军事软弱的同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宋朝的军事科技在当时是领先的，这也使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北方邻国的侵袭。试举几例：932年，狼山江（江苏南通附近狼山的江面）之役，钱元瓘应用火油（即石油）击败了淮南杨渭，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到战争中。
　　宋人将双活塞应用到油泵中，以连续喷射火焰。
　　宋朝后期研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大炮射弹。
　　大约创作于950年的敦煌佛教壁画中出现了中国火枪。12世纪初期，这些火枪被大量使用。先是用中空的竹管作为枪管，其中装有火药沙、铅弹、尖锐的金属屑或瓷器碎片，后来又发展出大的火药推进的箭。最后，易损坏的竹子被铸铁管所取代，同时新武器名称也由原来的“火枪”变为“火铳”。13世纪还研制出了“百子连珠炮”，在铜管或铸铁管中可以填充大约一百粒铅弹。
　　宋人后来发明了包裹炸药的炮弹。1126年（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李纲在守城时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飞云霹雳炮”是一种轻型爆炸性火炮，炮身用铁铸造，能射出由生铁铸造的球型爆炸炮弹。
　　宋朝研制出了投石机。
　　宋人发明了类似炸弹的武器。据《宋史》记载，1277年，元兵攻破静江（广西桂林）外城，邕守马成旺及都统应麒投降，部将娄钤辖（官职名称）退守内城，他以二百五十人守城。元将阿里海牙围攻十余日，不下。后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娄和手下将城内的仅有粮食食尽之后，他命手下推出一个火炮，点燃与敌同归于尽。火炮爆炸声如雷霆，震得城土皆崩，烟气弥漫天空，许多元军被炸死，娄和守城将士全部被炸牺牲。有人等火熄灭后前去查看，发现尸体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可见此火炮威力之大。
　　根据14世纪《火龙经》的记载，地雷被应用在1277年宋人与蒙古人的战争中，宋军使用埋设于地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作战。地雷后来在元朝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宋朝的军事技术并不弱，可是为什么在军事上又表现得那么弱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冗兵”影响了军队质量和经济。
　　这个问题来自于“募兵制”。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或发生天灾，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宋朝的兵一直到六十岁才退役，这些兵要在部队当三四十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然不能，那怎么办，只有不断募兵，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例如，庆历年间，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一亿人左右，军人总数却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之巨。要命的是这一百二十五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年间军费和其他开支竟然占当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冗兵拖累了经济，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讽刺为“积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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