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现代的经济观点来看，这样的支出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颇有些现代味。
　　其二，重文轻武是宋朝军事积弱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从北周手中夺取政权后，给了士夫夫们很高的地位。鉴于自己的夺权的经历，他对军官则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建国之初他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没有实权但薪俸很高的节度使，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另由一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人补上来。为了防止发生“陈桥兵变”式的夺权情况，赵匡胤改革了以往军队任命、训练制度。他规定，军队的将领全部由皇帝临时指定；设枢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理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将领们基本没机会造反。缺点在于，彻底分权致使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大为减弱。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重文抑武的结果就是，当年童贯领兵二十万，进攻被金国打得抱头鼠窜的辽国，却被辽国拼凑的二万部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等辽国的都城被金国攻下以后，宋朝想沾一点便宜，派遣十五万禁军前去打辽国。辽国前来求和，宋朝不答应。辽国又拼凑了一万部队应战，结果又打得宋军大败。宋军只好求金国来帮忙，金国轻松地消灭了辽军，并且有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天朝上国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啊。于是非常轻松地打垮了北宋。
　　当然，赵匡胤抑武自有他的考虑。历史上武将造反称帝的事太多了。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让唐朝迅速衰落；五代十国时，更是造反纷纷，让中国残破不堪。同样是以武将身份夺来江山的赵匡胤不能不有所防范。所以他以温和的办法，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好的选择。
　　其三，地理位置不利。
　　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立国几十年，并占有幽云十六州。北宋的首都开封四周地势平阔，无险可据，北方的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在地理上就先天不足。同时，西夏和辽国占据了产马区，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就更谈不上主动出击了。
　　其四，宋朝碰到的对手无论是实力还是数量都空前强大。
　　宋朝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一伙强于一伙，而且其文明都处于上升期，这与之前王朝的敌人完全不同。如两汉的对手只有匈奴，唐朝的对手也只有突厥，后来的明朝也只有蒙古和满族两个对手。这些外族的文明程度很低，多数处于靠天吃饭、逐水草而居的阶段，除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外，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处于自然条件恶劣、正处于衰落阶段时期，消灭起来相对轻松。
　　另外，早期的外族还没有国防意识或国防意识很弱，如西汉时期的匈奴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时可以长驱直入。宋朝的对手们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打起来自然困难得多。
　　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敌人到中原就是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朝的对手们则不同，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
　　此外，宋朝的强敌们有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保机、萧太后、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宋朝虽然也有能力挽狂澜的军事将领，如杨家将、岳飞等，但却亡于内讧。自毁长城，这是极大的遗憾。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不是清官
　　历史上长江流域有四大名楼：一是湖北武汉黄鹤楼，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在武昌剪桔皮为鹤，并驾鹤一去不返，后人建楼纪念。唐代诗人崔颢游至此地，有感而作七律《黄鹤楼》，更使此楼声名远播。二是江苏镇江北固楼，又称“天下第一楼”，始建于东晋，后崩坏，只余山顶一座小亭。据说三国时期，孙尚香正是在此楼第一次窥见夫婿刘备，而后刘备身死白帝城后，尚香在此遥祭夫君，而后投江而亡。三是江西南昌滕王阁，为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滕王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上元二年（675年），洪州牧阎伯屿在此阁大宴群僚，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当场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名篇。四就是本文要讲的湖南岳阳的岳阳楼，修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因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而闻名。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岳州知府滕子京之邀所写。然而，事实上，岳阳楼造好后，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范仲淹是当时有名的大清官，也是文坛名流，能得到他的推崇，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呢？同时，他还是位风雅文士，否则不会在重修岳阳楼时，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并且，想必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才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要弄清楚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宋史·滕京谅传》（滕京谅即滕子京）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在泾州为官时挪用公款十六万贯，其中数万下落不明，朝廷遂派人前往泾州勘察。滕子京采取销毁账簿，把钱分给所辖的属羌各个部落，或者不时馈赠边关将兵、遗属等手法，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科进士。在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范仲淹连上两道奏章力救滕子京，结果，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级。对此，朝野人士均有看法，如学者苏洵就认为，范仲淹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挺身为藤子京辨解，是不恰当的。欧阳修也认为此案“无可恕之理，无可赎之功”（见《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后在御史中丞王拱振的一再上奏之下，滕子京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岳州，而经济问题则不了了之。
　　到了岳阳后，按《岳阳楼记》的说法，“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事实上，他在岳州任上，并未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相反，却是致力于四处敛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
　　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意思是，滕子京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表面上不用公款，也不直接向民间征款，但是却贴出告示，鼓励那些有旧债收不回来的人举报债务人，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官府，官府代其追债。一时间，百姓们纷纷献钱，滕子京因此获得近万缗钱。他私设金库，亲自掌握这笔钱，不设账册，不记录支出明细。因此，造楼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也有不少流入他的私囊。
　　滕子京这一招从表面看，没有用国库的钱，但是从手段上来看，却是搜刮民脂民膏，私设个人金库，其贪污手法巧妙，亦无账可查。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诗、填词，水平如何且不说，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
　　此外，滕子京比较重视教育，所到之处都会建造学校，以湖州最盛，培养出来的学者遍布江、淮一带。范仲淹之所以保他、荐他，想必是看重了他的这些才能。而滕子京也善于借助“名人效应”，他让当时很有声望的范仲淹来“作文以记之”，其产生的社会效应，足以让他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若非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至于范仲淹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等溢美之词，则大可不必以为然。范仲淹是个清官，当清官没有认清贪官的丑恶嘴脸时，为其写褒奖文章，这种事并不少见。再者，写这篇文章时，范由景生情，因情而发感慨，其重点抒发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抱负，此文早已超出歌功颂德的高度。
　　虽然多数人认为滕子京是沽名钓誉之辈，但也有人认为滕子京是被诬告。关于滕子京被贬岳州还有另一种说法。
　　滕子京在甘肃泾州任知州时，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于是征集了当地数千农民以及当地少数民族守城。后来，范仲淹曾引番、汉兵前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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