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两条强硬理由外，反对“蔡伦造纸”的人还有一个论据。
　　与蔡伦同时代的刘珍、延笃等人写过一本《东观汉记》，其中只记有“蔡伦典尚方作只纸”，意思是他在任尚方之职时做过少量的纸，而不是“发明”。有人认为，如果蔡伦发明了纸，这本书是不会不记载的。
　　以上种种证据，似乎都不利于蔡伦。难道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而是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事实并非如此。
　　“灞桥纸”的真相
　　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被很多人作为“西汉时期有造纸术”的论据。它是否真的具有了“蔡侯纸”的特性呢？似不尽然。“灞桥纸”的成分主要是麻，但其麻的纤维丝较长，人工切断的痕迹较少。而且纤维丝常有纠缠成团现象，造成这“纸”厚薄起伏，质地很不均匀。由此可判定，“灞桥纸”的制作过程中，其原料并没有经过切碎、打浆的过程，而这些却都是“蔡侯纸”的主要工序。
　　部分专家认为，“灞桥纸”属于絮纸，即由败絮残丝纠合成片的东西。更有人说，“灞桥纸”根本就是一堆乱七八糟堆积成团的麻丝，经过铜镜两千年的重力挤压，才形成薄薄的片状。这种东西，压根与造纸术史无关。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从应用来看，“灞桥纸”被用于垫衬铜镜，而没有任何书写文字的标记，靠它来推翻“蔡侯纸”的历史地位，力量太过于薄弱。
　　再来看看史书中提到的“纸”是什么样子的。
　　前面所提到的太子用来蒙脸的“幡纸”，经考证，也就是较厚的缣帛。它质地光滑轻柔，被用于书写重要的文字。但它更倾向于是编织物，就像林黛玉题诗的手帕，与造纸术扯不上关系。
　　《汉书》等书中还提到过一种叫“赫蹄”的纸。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絮纸，它是在生产丝织品的过程中发明的一种简单的加工物。当时，为了将蚕丝中的杂质去除，并使得原本纠结一团的丝纤维能够分离开来，先民们往往用水对丝进行浸泡，然后将丝铺在垫板上用木棒等进行击打。这个过程中，蚕丝中一些松散的渣滓（称为“絮”）脱落到水中。当处理丝的量很大时，水中这种“絮”也能达到很高的浓度，它们附着在垫板上的席子表面，晾干之后可以揭下来，形成薄薄的一片。用它来写字，很不错。
　　多次偶然发现之后，有人开始有意识地将那些劣质的丝麻进行浸泡和捶打，以得到这种片状物。这种东西就是絮纸。它与缣帛的区别在于，缣帛是抽出完整的丝编织而成，絮纸则是用抽丝剩余的残絮彼此附着粘合后形成的。两者的原材料质地相同，但成型原理截然相反。
　　比起缣帛，絮纸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发明的一个前奏。“灞桥纸”应该就是这种絮纸。但这种纸由于做工粗糙，难登大雅之堂，不少文人雅士并不看好纸张。蔡伦看到了这种絮纸取代简帛的前景，利用自己任少府尚方令（尚方是皇家的手工场，专门监督制造各种御用器物）的有利条件，改革造纸技术，独创了切碎、打浆、抄纸、脱水等一整套专业的造纸工艺，制造出了质地精良的纸。这与他之前的“纸”——缣帛或赫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根据上面两方面的分析，对于“蔡伦造纸”的说法这样理解会比较合理，即，在蔡伦之前，中国人在制造文字载体的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尝试和积累，发明了竹简、缣帛、絮纸，以及树皮纸等。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产品已经采用了同蔡伦造纸术相似的工艺；有的产品也具有了蔡伦造纸术的某些特征。但这些方法并未形成统一的技术和标准，只能算作“萌芽”或“雏形”。从民间到宫廷，用于记录文字的，始终还是以竹简和缣帛为主。而蔡伦在民间流传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研究，从而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纸。“蔡侯纸”自发明出来之后，就迅速取代了竹简和缣帛，成为文化用品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蔡伦作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当之无愧的。
　　蔡伦的另一面
　　蔡伦改进造纸术，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受到人们的崇拜和敬仰。然而，可惜的是，蔡伦还具有丑恶的另一面。这虽然与造纸无关，但难免会让他的荣光大打折扣。
　　蔡伦为了巴结权势，曾昧心地参与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命案。东汉建初七年（82年），汉章帝的贵人宋敬隐曾生下一男，后被立为太子，这引起了在宫中实权在握，且未生育的窦太后的怨恨。她在宋贵人身边布下爪牙，伺机置宋贵人于死地。恰巧宋贵人病后想吃鲜兔，并委托娘家代办。这下机会来了。窦太后向汉章帝进馋言，说鲜兔是巫蛊的象征，意在诅咒皇上早死。昏愦的皇帝竟信以为真，将宋氏拿下大狱。而审判此案的宦官蔡伦，明知是冤案，不仅不从中斡旋，反而助纣为虐，严刑逼供，致使宋贵人不堪受辱，买通看守，服毒自杀。
　　《礼记》中说：“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然而当瑜（美玉）上的瑕疵太大时，瑜也就看不到了。如秦桧、严嵩之流，虽颇有文才，但依然为后人所不齿。
　　然而，蔡伦也没有逃过宫廷斗争的泥淖。汉安帝时，宦官和外戚轮流执政，相互倾轧。蔡伦难于应付这种政治斗争，于121年服毒自杀。
　　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季风气候吗？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之一，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一时无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朝代，也最终灭亡了。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唐朝的灭亡，主要有三大因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不过，在政治因素之外，有人研究发现，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季风气候。

　　第三十二章 压倒唐王朝的三座大山

　　先来看看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东汉、唐朝和明朝是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其中唐朝的宦官专权程度尤甚。东汉王朝和明朝的宦官虽然专权，但是还不敢在皇帝头上撒野，唐朝的宦官却能操纵皇帝，连宰相的任免、国策的制订都由其左右。唐朝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是从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开始的，当时诸王和公主要称宦官高力士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到了唐代宗时期，宦官李辅国仗着曾经拥立唐代宗即位有功，非常跋扈，曾经对代宗说：“大家（指代宗）但在内里坐着，外事皆听老奴处分。”唐代宗听了龙颜大怒，但也只能干瞪眼。唐朝后期的皇帝大都是由宦官拥立，这些皇帝们不但无权插手中央政权，甚至连性命都不能自保，唐宪宗、唐敬宗竟为宦官所杀。
　　为了反对宦官专权，皇帝们也曾经试图联合朝臣共同对付宦官。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唐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是这些斗争都以失败告终。宦官的权力不但未能得到削弱，反而更加强。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藩镇割据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唐廷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手握重兵，对中央政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唐玄宗时期引发“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身兼三地节度使。“安史之乱”之前，节度使主要设在边疆，之后，唐朝为了保护中央政权，设立了更多的节度使，节度使成了割据一方的势力。各个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是实际上的土皇帝。他们垄断了地方的税收，藩镇之间以及藩镇与中央之间为了争夺人口和土地，不断进行着战争。这些藩镇大都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节度使一职通常由上一位传给儿子或者亲信的部将，中央毫无干预权。例如在唐宪宗元和末年，唐朝的统治区域内除了都城以外，共有藩镇四十六处，其中只有某些事关唐朝安全的重要藩镇由中央控制，其他都是各行其是。藩镇割据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
　　出现在唐后期的朋党之争是唐王朝灭亡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唐朝中央官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靠门荫入仕的官宦贵族子弟，一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庶族地主。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政治地位相近，情趣相合，极易结成党派。是时，同榜进士称“同年”，进士对主考官称“座主”，被录取的进士为“门生”，门生、座主往往互相援引，形成一个个政治上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士族地主虽已衰落，而且其地位每况愈下，但是，他们仍然以自己的阀阅自矜，看不起庶族地主。这两种官员不断进行明争暗斗，极大地削弱了唐朝统治力量。这其中以长庆（821—824年）至大中（849—860年）年间的“牛李党争”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牛党主要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等，他们都是权德舆的门生。李党主要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德裕是赵郡士族，他“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朋党之争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徒然消耗了大量的政治力量，让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一盘散沙。
　　以上三大因素最终导致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唐王朝终于被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全忠所建立的后梁所取代。
　　季风是压倒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近些年来，有学者认为，唐王朝统治晚期，罕见的季风气候异常致全国灾荒连连，影响了农业生产，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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