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竹笠的作用是御暑或御雨，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遮阳用的，根据当时开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
　　五，画面上有酒肆多处，酒旗上均写着“新酒”二字。新谷下来往往是秋天，所以当时必是秋天。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这也说明，新酒出现在中秋节前后。
　　六，画面上有一个小茶水摊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个“暑”足以说明它不是初春。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不比现在，早春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就算有，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摆在市井大街上。
　　八，画面上有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但也可能是秋猎归来。再说，上坟四季皆有可能，不能作为“清明节”的佐证。
　　根据以上证据，孔宪易认为，画的是秋景，而“清明”是指“清明坊”。

　　第三十三章 “清明盛世说”

　　除了“春景说”、“秋季清明坊说”，现代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清明上河图》属于瑞应图。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的如实描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是对徽宗统治的颂扬。“清明”的意思即“清明盛世之意”。
　　瑞应图是徽宗时期的特殊产物之一，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往是具体细致的，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特意虚构的。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称“瑞应图”。“瑞应图”的出现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徽宗掌权并不那么名正言顺。哲宗死后，后继无人，本应由哲宗的亲弟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力保徽宗当政。徽宗为了显示自己是真命天子，所以有意作出众多瑞兆。其次，在他统治期间，宋朝常年遭受外敌入侵，并且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与威严，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并且特别着眼于绘画之事，绘制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太平的视觉幻象。
　　此外，北宋时期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或为了仕途腾达，或出自真心，对当朝皇帝大肆歌功颂德。《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迎合宋徽宗的政治理想。
　　尽管“清明盛世说”最具说服力，但是其中也有一个破绽，即《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盛世的繁华，也刻画了众多不太正面的小人物，如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的懒散士兵，这些景象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但或许是作者为了让画作更真实有说服力而有意为之，也未可知，关于这一点，还待进一步的论证。
　　无论“清明”究竟是何意，都不影响《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它浩瀚的画卷，严谨的结构，生动的人物活动，博得了历代帝王名士的青睐，也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蒙古帝国因为大风没有攻上日本岛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领导下，冲出高原，并在极短的时间横扫欧亚大陆。1209年到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紧接着，蒙古人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战争。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纳入势力范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加快了蒙古帝国扩张的速度，他以中国为基础，在东方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日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之一。元朝和日本两族政权之争和两族关系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日本四面环海，西面与中国隔高丽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免受了元军的战火侵害。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在远征海上时，多次无功而返。其中，由忽必烈所发动的两次最著名的远征——1274年和1281年的远征，都因为大风而失败。
　　总体看来，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线，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
　　进攻的起因
　　早在唐代武宗灭佛时，日本和中国已经脱离外交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征服了高丽，但日本仍不与蒙古通好。忽必烈自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
　　从至元三年（1266年）起，忽必烈连续五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在致日本的国书中，忽必烈以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投降元朝，元朝将用兵日本的意图。元朝信使去日本需要借道高丽，并在高丽籍导诏使的陪同下前往日本。第一次元朝使节因为高丽的阻挠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高丽人劝阻元朝使者前往日本的真正意图在于，他们不愿因为元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使自己遭殃。忽必烈对此非常不满，他当即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在忽必烈的压力下，至元五年（1268年），高丽国王对忽必烈派出的第二批使节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和帮助。蒙古使节到达日本大宰府后，传达了忽必烈要求日本“派遣纳贡使节”的指示。当时日本执政者镰仓幕府当即拒绝了元朝的要求，并令使者回国。蒙古使节可能是不想无功而返，也可能是怕不好交差，于回途中掳走两个日本人。忽必烈此时正与南宋紧张交战，他不想当即与日本翻脸，于是释放了两个日本人，并让他们带话回去：“你们国家来朝觐中国，是礼尚往来。现在我希望你们国家前来朝觐，不是逼你们，只是希望名垂千古罢了。”与前几次一样，这次依然没有任何回音。后来忽必烈又三次遣使前往日本，并威胁如不从就要用兵，但均被当时十八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年）坚决拒绝。这在当时的日本幕府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日本官员都畏惧蒙古军队，他们都认为天皇是引火烧身。忽必烈终于抑制不住一再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攻打日本。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失败的远征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月，忽必烈任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两千余人，东征日本。第一次元日战争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十月三日，元军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三日后成功登陆对马岛，全歼岛上守军。十四日傍晚，元军四百余人登陆壹岐岛，与百余个守岛日军激战。日军战败，退守城内。次日城破，守岛将领平经高自杀。元军准备到博多湾登陆，在逼近肥前沿海岛屿时，遭到肥前守护松浦一族（松浦党）的英勇抗击，松浦党死伤惨重。十九日，元军成功登陆博多湾，但由于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距太宰府也有一日行程，所以当晚元军撤回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太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分两路在博多湾登陆。西路军在百道原登陆，与日军交火。日军的作战方式明显比元军落后，元军占绝对优势。此时，元军东路军在博多湾东部的箱崎方向成功登陆，击败守军，从背后突袭与西路元军作战的日军。日本武士腹背受敌，死伤惨重，向太宰府水城方向撤退。元军乘胜追击，但却由于副帅刘复亨在追击中中箭受伤，攻势减弱，而且天色已晚，元军便停止了进攻。
　　当晚，元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只有高丽将领金方庆认为当时的形势对元军有利，主张坚持苦战，攻取太宰府，以待援军。其余将领皆认为形势不利，并且高估了日军数量，而且国内没有派遣援军，主张退往公海。于是忻都下令撤退，但很不幸，撤退当晚遭遇到了风暴。据史料记载，在这次征战中，元军损失兵力一万三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不是战死，而是死于这场风暴。
　　失败的消息让忽必烈感到震惊，他无法容忍这个耻辱，但苦于当时与南宋交战正酣，无法分兵日本。因此，他希望以口头威胁征服日本。
　　1275年，忽必烈再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日本天皇和北条时宗向蒙古称臣。日本人的反应是处死了不幸的使节，并积极备战。他们的主要防御方式是沿着博多湾竖起一道石墙。这项工程需要耗时五年才能完成，但它却能在未完成前，面对元军的随时进攻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修筑这面墙垣会迫使元军寻找其他沿海登陆地点。
　　忽必烈为日本人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防御工事。在第一次蒙古入侵七年以后，忽必烈才组织了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战役。忽必烈当然并非有意给日本人七年时间做准备。一方面是由于他忙于征服南宋的战争而无暇兼顾。同时，高丽人作为征日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也需要时间从1274年的那次远征中恢复元气。那次战争严重破坏了高丽经济。蒙古人不仅强征了大批粮食，消耗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的物资，而且征召了大批成年高丽男性为这次远征服役，只留下很少壮劳力耕田。因而，造成了当地粮食短缺现象，以至于忽必烈需要定期向高丽供应食物来纾困。
　　1279年，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蹈海淹死，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把注意力放在征服日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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