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大胆地从这种战争文化氛围中跳出来，他认为靠天靠地靠乌龟壳靠蓍草不如靠士兵和将领，他说：“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又云：“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 
　　尉缭更进一步认为战争是一件非常专业的活计，将领是战争中的唯一主角，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制约，不但不受天地的限制，连君王的命令都不受，除了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行事之外，别无其他。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尉缭认为军事将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想想，是不是酷毙、帅呆了？ 
　　尉缭还对军队的建制和管理有一些具体的叙述，但由于是细节问题，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此不多做叙述。 
　　尉缭名满天下，嬴政早有耳闻。是以尉缭一到咸阳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在与嬴政的会谈中，尉缭一语就击中秦国的要害：此时的秦国虽然对六国有压倒性优势，六国领土大小只相当于秦国郡县的规模，但一旦六国联合，秦国也无可奈何。尉缭还为秦国目前的结症开了一剂药方：用黄金贿赂六国中的当权派，瓦解六国的斗志，不出三十万两黄金，就能使六国丧失战斗力。 
　　尉缭的主张与他在书中传达的宗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秦国能够多快好省地完成统一战争，与李斯当年的提议不谋而和。同样的一种策略从两个经历毫不相同的人的口说出，更加使嬴政相信此计的价值。嬴政对尉缭的尊重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衣服饮食日常用品与嬴政完全相同，而且见王之时不用参拜。对于这一切尉缭泰然接受，丝毫没有感到受宠若惊。如果说嬴政是有冕之王，那么尉缭是无冕之王。尉缭作为一享誉天下的军事理论家，享受着嬴政所给予的一流待遇，对嬴政的评价却一点不客气，他在给嬴政相面之后，当众下了结论：“秦王高鼻梁，细长眼睛，两肩向前突出，声音如豺，象征着他强烈的进取心，然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心似虎狼，刻薄寡恩。这样的人在没成事的时候能够折节下人，一旦得志也能张口吃人。以我一介布衣，秦王见我而谦恭有礼，一旦他拥有天下，没人能逃脱他的掌心。因此还是离他原点的好。”说完，尉缭就要走人。 
　　尉缭的评断切中嬴政的要害。尉缭是正确的，此时的秦王正是用人之际，以尉缭的威望即便不干任何实事，只要在秦国呆着就具有一种可怕的说服力。如果军事界的标杆立在秦国，那么六国将领心理上无形中会形成阴影，日后他们在与秦军接仗时心更虚，胆更怯。因此嬴政再三挽留，尉缭这才留了下来。当然尉缭也知道，说痛秦王嬴政心底的秘密想要安全离开秦国也是不可能的。秦王不是魏惠王，对于人才不能用之便杀之的道理比谁都懂。于是秦王嬴政拜尉缭缭为国尉，这是当年白起做过的位置，是秦国武官中的最高职位。随后秦王责成李斯配合尉缭一起实施间谍活动。 
　　【4、韩非】 
　　一个尉缭满足不了秦王对法家的胃口。自从秦王读了韩非的《五蠹》、《孤愤》之后，韩非的形象总是让秦王魂牵梦绕，秦王曾言：“如果寡人能与韩非交游，死而无憾！”秦王的风格一向是说得出，做得出。现代的粉丝想见偶像就得花钱卖门票，还得早早地等着，奋不顾身地挤，而秦王却可以将偶像请到自己的地盘，谁让秦强而韩弱呢。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发动了偶像之战，一支精锐的秦国部队去问候韩国的边境。大军压境，韩国的君臣照例是先哆嗦，哆嗦之后马上想到了割地，但此次秦国表示不要土地和城池，把韩非献出来即可。韩国君臣千恩万谢，不就是要韩非么？咱这里有一个，快把他找出来送给秦国。 
　　自从告别恩师荀子以来，韩非在韩国的日子过得很抑郁。他身上流淌着王室的血脉，决定了他只能为韩国效劳，他与韩王安之间的关系又决定了他无法得到重用。国君的位置本来是属于韩非的，只是由于他的父亲不争气，本来占据正统的王位继承权却在一场宫廷斗争中将王位输给了弟弟，也就是现在韩王安的爷爷。韩王安从他的父亲那里得知排斥韩非的必要性，总是有意地将韩非排斥到核心决策圈，究其原因，无怪乎韩非的才干和正统地位所造成的威胁。朝廷不理韩非，但是韩非却以兴复韩国为己任，数次上书力陈得失，疾言改革，但韩王总是毫无反应，韩国的政治在“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韩非深知当途之士与法术之士不可同朝共事，但他无法改变这种现实。眼见韩王身边尽是浮夸谄媚之徒而力不能禁，韩非只能退而著述，文章憎达运，于是便有了洞见深远的《五蠹》、《孤愤》、《说难》、《扬权》等名篇。 
　　韩非之于韩王安有之亦可，无之亦可。韩王安准备送人免灾，而咱们的韩大才子却依然痴心不改，还想着为国出力，入秦说服秦王放弃侵韩呢。 
　　这是韩非第一次参与实际政治，在这之前他只是一名纯粹的政治学者，权力专家，在理论上精通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可是实际政治会买韩非的帐么？让我们将镜头随着韩非见证他在秦国的种种表现。 
　　韩非一到秦国就发挥他的特长，给秦国写了一封书信，也就是被后人称为《存韩》的那篇。在信中，韩非将韩国描绘成秦国的标准仆从国，出则为遮蔽，入则为枕席，为了秦国的利益竟干一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韩非竭尽全力使秦王相信秦国的最大敌人是赵国。说了这些后，韩非得出的结论是秦国留着韩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不如领着韩国一起对对付赵国，待击败赵国之后，天下自然就是秦国的天下。 
　　先不说韩非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逻辑正是张仪当年所奉行的“外连横而斗诸侯”理论的翻版，并没有什么新意，所不同者是文采斐然，行文流畅，能让读者获得审美上的享受。历史发展到今天，秦国与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早已经证明张仪的那套理论过时，取而代之是范雎的“远交近攻”理论。韩非的这封书信降低了自己在秦王心目中的地位，本来秦王想让韩非就如何加强君权，驾驭臣下等方面发表意见，没想到韩非却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谈他并不精通的战争策略。 
　　韩非受人以柄，自然就会有人来拆台。但整个秦国有能力拆韩非台的人实在找不出几个。不错，韩非的策略隐藏着危险，但危险的用心表面却包装着动听的语言与迷人的道理，在这样的文字面前，很多人都有种感觉：总觉得有点不对头，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足见“辨足以饰非”的牛皮不是吹的，韩非之谓也！ 
　　俗话说“好汉也怕老街坊”。是说不管好汉日后如何包装，总是躲不过老街坊的眼睛，因为老街坊最了解好汉的底细。汉高祖英明绝伦的形象在老街坊的嘴里不过是“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当秦国所有大臣沉默的时候，李斯作出了反应。韩非、李斯两人有同窗之谊，当年俱在荀子那里受教。虽然李斯自叹不如韩非之才，但对老同学的行文套路却知道的不少。况且李斯自叹不如的是韩非在法学方面的造诣，而不在战争策略。李斯一眼就看出了韩非在《存韩》中玩弄的障眼法。 
　　有人要说了，那道理明晰，文辞流畅的《存韩》怎么会有障眼法呢？先让我们做个脑筋急转弯。说：李张家与小王家的楼房正好相对，相距二十米。此时小张的手中只有手电筒、纸张、放大镜、手绢、直尺这几件物品，请问小张用什么办法可以尽快联系上小王？注意，此时小张手边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也上不了网。很多人在面对这个脑筋急转弯都会从手电筒、纸张、放大镜、手绢、直尺上做文章。其实答案是：小张打开窗口对准小王家大喊。这个急转弯的难处在于巧妙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这也是韩非在《存韩》篇中使用的障眼法。君不见韩非开篇就先入为主的认定韩国一直是秦国忠贞不二的仆从国，然后用大量篇幅以此为前提推导出保存韩国对秦国的好处。这正是韩非的狡猾之处，淡化错误的前提，而加重正确的推理。一般读者将注意力放在了文章的推理，而忽视了那个值得怀疑、一闪而过的前提假设。这也是韩非努力造成的，因为《存韩》的推理部分无懈可击。 
　　李斯所做的便是直接质疑韩非的前提。李斯也给秦王上了一封书信，在信中李斯通过对以往秦韩关系的考察，认为韩国并不是秦国忠贞不二的仆从国，而是秦国的心腹之患，韩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将秦国的祸水引向其他国家，韩国偶尔追随秦国也是为了避免灾难，贪图好处。既然前提被李斯扳倒，随后的结论就不攻自破了。最后李斯得出了与韩非截然相反的结论：存韩误国，擒韩必然。 
　　李斯深知韩非在语言、逻辑、概念方面的行家，韩非马上就能再写一封书信进行再反击，如果这样没完没了的辩论下去，最后必然会成为文字上的绕圈，事情的真相反倒被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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