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秦王才二十出头，来日方长，前途无量。他有雄心，有决心、有谋略、有手段，对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信心百倍。嬴政经过韩非和李斯的熏陶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法家主义者，他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一名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嬴政对法家的推崇源于两方面：一，秦国今日的成就得益于法家商鞅所推行的变法，事实证明法家给秦国带来的制度是先进的。二，法家思想与秦王本人的性格几乎完全匹配，凡是秦王所追求的，法家必定用逻辑、道理、规则将其推广到极限。比方说，嬴政需要绝对的权力，法家则主张强化君权，并提供了切实的解决办法。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深深地打动了嬴政，所以嬴政平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非法家莫属，但遗憾地是以前的法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政建设方面，在对外战争方面留意的不是很多。相比起来，比较不适合战争的儒家在战争方面仍然有“天下定于一”“仁者无敌”等论述，实用不实用姑且不论，但至少如儒家对战争还是有指导意见的。 
　　秦国以往的对外战争虽然成绩显著，但并没有统一、连贯的指导方针。白起好杀，所以白起时代的战争血腥味最重。吕不韦推崇儒家，所以对外战争杀戮较少，但无论白起、还是吕不韦所推行的战争政策都是个人意愿，并不是最优化的有意设计。现在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秦国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秦国并不缺少能够领军打仗的将材，白起后时代虽然有过范雎时期的将慌，但吕不韦又使秦国将坛重现勃勃生机，蒙骜及子蒙武、蒙毅、王翦及其子王贲、李信等都是冠绝一时的人物。嬴政需要的是一种多快好省的战争政策。 
　　魏国命中注定要做秦国的最大赞助商，每当秦国需要制定或改变政策的时候，魏国总能送来相关的专业化人才。秦国需要基本制度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商鞅；秦国需要大国外交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张仪；秦国需要军事吞并的时候，魏国送来了范雎；秦国需要战略收官的时候，他们送来的是尉缭。 
　　尉缭，男，魏国大梁人，写过一本书叫《尉缭子》。史籍中关于尉缭见秦王之前的介绍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其余的都是猜测。有人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和魏惠王有过交往。此说甚不足取，魏惠王的年代与秦王嬴政的年代差80多年，如果尉缭能横跨这两个年代，那他至少已经100多岁，在这样的年龄还有精力西入游说秦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即便生活水平高了，医疗条件好了，能吃上脑白金了，也没有谁能在100多岁的年龄还能够坐车或骑马从开封到咸阳，更何况随后还要指挥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更不足信的说法是：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后世的人们好像有种习惯，只要是出身不祥的奇才，便是出自鬼谷子的门下。看来这鬼谷子也够累的，几百年间里时不时地就就得给人世间培养出一些高徒。我们不妨采取古龙经常在小说中的处理方法，在做大事之前尉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出自名门，也没有奇异的历险。我们所能够推测出尉缭只是一名纯粹的军事理论家，就像后世德国的克劳塞维茨一样。这是由于：其一，尉缭应该没有指挥过大型战役，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宁肯放过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不肯放弃一场伟大的战役。其二、尉缭有一本讲述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传于后世。 
　　同样是兵书《尉缭子》不同于《孙子兵法》，前者主要讲述抽象的原则，偏向于理论和军队建设；后者讲述具体的操作，偏向于实践和临阵应敌。中国人重视实际，因此《孙子兵法》更为流行，但窃以为《尉缭子》更有可取之处。《尉缭子》打造出来的是残酷高效的罗马军团，谁做统帅都无所谓，只要按照原则办事就能打胜仗，无论是加图，凯撒还是庞培。而《孙子兵法》铸就的是诡计多端的将军，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受将领素质的影响。后世学者虽然曾经一度怀疑《尉缭子》的真实性，其中不乏名师大儒，但是近年来考古学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尉缭子》的战国竹简，一切怀疑便不攻自破，所以其人也不假，其书也真实。 
　　尉缭在见秦王之前，他的思想已经臻于至善，他的那本《尉缭子》已经成书，或者其中的重点章节已经写完。《尉缭子》是一本讲些什么的兵书呢？尉缭在书中说了一些怎样动听的话语呢？且听我择其要而道来。 
　　现存本的《尉缭子》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讲述了军队建设的个个方面，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了最优化的设计，法家思想从头到尾贯穿始终。尉缭对战争的定义和提出的取胜之道全新而系统，源于当世的思想而远超出于当世的思想。 
　　比如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对战争持谨慎而克制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必不得已需要发动战争，那也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而且即便战争发动起来，也要追求最少伤害，理想状态是“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初看之下，尉缭对战争的定义似于儒家的颇有相似，其实两者形同而实异，儒家着眼于保护对方的人民和财产，追求的是一种“仁天下”的道德目标，而《尉缭子》却着眼于减少己方的阻力和损失，迅速实现战争目标。因为打击面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尉缭在军队内部建设上也表现出不搞虚谈，一切围绕取胜转的作风。尉缭对军队纪律尤其重视，他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尉缭所谈的“人和”不单纯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等，而是强调军士的遵纪守法和部队的军事素养。他认为“人和”做好了，可以胜过“天时”“地利”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并举武王伐纣中的战例进行说明。当时的兵书一般认为不背水列阵，不向坡列阵，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周国联军却背水面坡列阵，反而将商纣王的军队杀得大败。对此，尉缭的解释是周军在“人和”的优势抵消了“地利”上的劣势。 
　　〖马后屁：我们现在的历史爱好者谈起战争时，喜欢对双方将领的谋略进行品头论足。其实将领的水平只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方面，另一主要但不为人们重视的方面是军队的素质。因为讲起军队素质只能用近乎科学化的语言，远不如讲将领谋略来得精彩。同样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什么在国共对战的时候，共产党一方总打胜仗呢？难道优秀毕业生都去了共产党那里，差等生都去了国民党那里？其实是国民党的军队素质不如共产党的罢了。八路军对日的平型关之战，八路军在人数上，地势上占尽优势，由于日军是押送物资的非精锐部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差别也不大，但最后八路军在几乎付出1比1的伤亡代价后才将日军全部吃掉，不能不归因于日军的高素质。凯撒在阿来西亚之战中竟然依靠罗马军队高人一等的素质打败了高卢部落数倍军队的里应外合。〗尉缭可能是提出尊重士兵，拥军优属的第一人，当然目的仍然是为了调动军队的积极性。他说：“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尉缭非常推崇吴起的爱兵作风，据他记载，吴起领兵作战时，住处与普通士卒一样，当手下人劝他到好的环境中休息时，他说：“我依靠士兵才能打胜仗，怎么能在物质条件和礼节上超过他们？” 
　　戒杀与爱兵貌似是尉缭仁爱的一面，但尉缭为了军队的纪律也有残忍的一面。他说：“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其实尉缭身上既没有仁爱也没有残忍，作为一个领兵者仁爱和残忍都是不足取的，理性才是应有的意志品质，为了胜利，可以爱也可以杀。吴起为士兵吸脓的一面，但也会杀卒立威。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军交战，进攻的命令还没有下达，魏军中就有一名武艺高强的士卒跃入敌阵，砍下两颗人头，完身而还，本以为会得到表彰，但吴起却下令将其斩首，旁人求情道：“此人勇猛，是个人才。”但吴起不为所动，道：“人才是人才，但违背我了我的命令。”最后那士卒只好拿出自己的人头。 
　　军队的素养和政治关系密切，说到这就不得不承认秦国制度的优越性了。秦国以法家思想立国，一切以法律来指导民众的生活、协调国家的运作，一切以赢得战争为导向。秦国政府机构赏罚严明，而效率极高，说白了秦国社会就是一军营。以秦军这样的国家体制来适应尉缭的治军思想不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尉缭也认为士兵作战的原动力来源于人类驱利避害的天性，只要用军事纪律来规范士兵的这种天性，必将无往而不利。尉缭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尉缭的另一个革命性思想是摆脱了战争对于迷信的依赖。要知道在科学不发达的那个时代。人们不认为战争是一门科学或是一门艺术，而是天意冥冥之中的安排。作战之前人们总不忘祈祷上天，供奉牺牲、占卜问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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