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伯特?普罗明（就是刚才那个大胆的家伙）宣布，他和实验伙伴在智力的遗传性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发现在智商测试得分较高的孩子（一百六十以上），在第六号染色体的长臂上有一小段DNA序列与其他人不一样。不过，并不是每一个聪明孩子在那个地方都与众不同，但在这个位置与众不同的孩子往往很聪明。于是，这个叫作IGF2R的基因，引起了世人的争论。
　　这种争论不足为奇，从我得知他宣布的那一天，就预示了他挨骂多于赞美。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智商测试的历史不容乐观，在科学界的所有争论中，没有比关于智商的争论更加充斥着愚蠢意见的了。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是带着不信任和偏见来谈论这个话题的。我不知道自己的智商分数是多少——其实我上小学的时候测过智商，但从没有人告诉我结果。最可笑的是，我在做那些题的时候没意识到测试时间是有效的，所以我就没抓紧时间做题……当然收卷的时候，我没能做完所有题，分数大概也高不了吧！
　　话说回来，我没有意识到测验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本身就不像是聪明人干的事——于是，回到家，很理所应该的，我因此被老爹臭揍了一顿。别的不说，这顿打让我日后形成了还算不错的习惯——处理任何事物，用不着别人催，我自己就设定了时间限制，尽快把它做完。
　　这个事件，主要是这顿揍，让我对用数字来衡量智力水平的这一十分粗糙的做法失去了敬意，想在半小时之内测出智力这么复杂的玩意儿，在我看起来十分荒谬！
　　事实上，最早的智商测验，其出发点就带着偏见。弗朗西斯?高尔顿①最早开创了区分人类先天能力和后天能力的办法，而且他一点也不隐瞒这样做的理由：
　　“我的目的是要记录在不同人之间由遗传所得到的不同能力，家族和种族是那么的不同。我希望了解人类历史允许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用优秀的人种去替代不够优秀的人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快地推动人类的进化过程……”
　　换句话说，他是想把人当成牲口那样有选择地进行繁殖。
　　你听这话有点耳熟是吧？像不像种族大清洗的论调？
　　不过在高尔顿活着的时候，智力筛选没怎么推开，它到了美国才真正变得丑陋起来。
　　起初，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许多对“弱智”进行绝育的法案。但是在1927年，高法的立场改变了。在巴克控告贝尔一案中，最高法案判决，弗吉尼亚州政府可以给凯瑞?巴克实施绝育手术。
　　凯瑞?巴克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居住在林池堡一个癫痫病人和弱智者聚集的群落里，她和她的妈妈爱玛以及女儿维维安挤在一个小窝棚下。
　　在进行了一次仓促草率的检查之后，她的女儿，仅有七个月大的维维安被宣布是个白痴；于是凯瑞?巴克被命令去做绝育手术。
　　请你允许我强调一下：
　　仅有七个月大的维维安被宣布是个白痴！
　　请问，你如何检验一个七个月大的孩子是白痴？！
　　法官奥利弗?文戴尔?霍姆斯在判决中有一句出了名的话：“三代白痴已经够多了！”——当然，他说的是这祖孙三代。随后，凯瑞真的被绝育了，她的女儿维维安活到了七岁的时候，死掉了——可不是笨死的！而是被政府忽视，成天耗在贫民窟，染病又得不到治疗，所以病死了。
　　尽管美国是个错误的先锋，其他国家也跟得很紧。瑞典给六万人做了绝育，加拿大、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和冰岛都把强制绝育塞进了自己的法典。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德国，先是给四十万人做了绝育，后来又杀死了其中的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十八个月内，有七万已经被做了绝育手术的德国精神病人被送进了毒气室，理由是为了腾出病房来给受伤的士兵使用。
　　这就是科学的黑历史，这就是人类的黑历史。之所以絮絮叨叨骂了许多，主要是因为老威的错误也和这智商测验相关，而这错误一直让老威内疚至今。

六、老威同学的忏悔录 
 
 　　老威曾经问我：“小艾，刘紫建是在咱们胡同里长大的，你也认识他，还有印象吗？”
　　我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没有，不然我早就该想到。
　　于是他又说：“刘紫建在那个时候，被大家定义为笨蛋，很出名，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咱们胡同里的孩子，除了你，我就记得有个叫常江，有个叫黄和的。这俩名字没法忘，至于刘紫建嘛……”我还是摇了摇头。
　　“也难怪。紫建被定义为笨蛋，始作俑者是我。”老威一回想起这事，就难过地低下了头。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也引入了智力测验，而且不知是谁的主意，把这种测验推向了小学。
　　于是，生活在红砖绿瓦灰墙柏油路上的我们这帮孩子，成了实验的第一波测试者。
　　我慢悠悠地做题，为此挨了一顿打，这事挺可笑，因为我挨了打，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测验得了多少分。
　　我不知道，比我早两年上学的老威却知道。原因是，尽管老师不曾说，但是他这个坏小子偷到了测试的结果。
　　智力测验其本身并不可怕，它有一个合理的用途——作为教育者，人们应该关注那些分数比较低的孩子，努力把他们教育得更好；可惜在教育者手里，测验被用于选拔分数高的孩子，加以特殊培养。
　　那个年代的教育者尚且存在误区，更别说老威这样一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了。
　　他偷到了智力测验的结果，当然全班所有人的分数就都被他知道了！老威自己应该是中上水平或者是上等水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倒霉的刘紫建分数垫了底！他为啥得分那么低，这我说不准，不过有些人早期发育较慢，后期较快也说不定，要不然就是他跟我一样，没意识到测验有时间限制。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垫了底。
　　让一个十岁大的孩子保守这样的秘密，纯属扯淡。老威那个时候应该叫小威，压根儿也不想保密，于是他把这个消息给传开了，胡同的孩子们因此都知道，刘紫建智商低，是个笨蛋。
　　孩子比起成年人，更缺乏同情心。而孩子比成年人，更需要群体的帮助。成年人，比如我，尚可独立支持生活；孩子们就不行，他需要在群体中得到成长。可是，刘紫建这样的“弱智”，谁愿意和他一起玩？80年代，没有互联网，如果这事发生在时下，也许没那么悲剧。
　　紫建在孩子圈里吃不开，到学校就更不受宠。别忘了，老师是先于小威知道测验分数的。不管老师们愿不愿意承认，一点都不偏心眼的老师是极少的，反正我是没见过一个。小时候的紫建，其貌不扬，家庭条件也差点，父亲在他幼年工伤死掉了，所以他老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没准儿还老挂着清鼻涕。这样的孩子是被人嘲笑和排挤的对象！
　　刘紫建也想拥有朋友，于是他找到了小威。
　　那个年代里，小威是胡同里的孩子王。
　　“威哥”，瞧，那个时候小威就有如此威猛的外号了，紫建吸着鼻子，他多少还有点结巴，“你，你就，就带着我，一，一块玩吧？”
　　“啥？”小威耸动了一张胖脸，他可是每天吃八瓶奶长大的孩子①，块头足，力气大，脑子又好，身边永远围绕着一群小孩，“啥，你？凭什么带着你玩呢？”小威回头看看大伙，孩子们一阵哄笑。
　　刘紫建快哭了，他憋着小红脸，挤弄着小眼睛，也不敢抱怨，他是不可能打过小威的，更别说还有身后一帮孩子。
　　“哎，威，威哥，我特崇拜你，你，就，就收下我吧？”他用成年人要饭都拿不出的劲头继续哀求。
　　“这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得跟大伙商量商量。”甭问，小威同学是冒了坏水，他假惺惺地组织一帮孩子，在墙角里嘀嘀咕咕，不过主意还是他拿。好半天，他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提了一个条件，“行了，紫建，大伙同意你入伙，不过有前提啊。你得给大伙唱首歌！”
　　唱歌？
　　表面上这条件没什么，其实小威这个主意损透了。刘紫建小时候有点结巴，而且他也五音不全，最主要的是，他家里条件差，买不起录音机，因此没听过几首歌。这怎么唱？
　　“没事，就唱国歌吧！国歌你总会吧！”小威是铁了心要让他出洋相。
　　我实在不愿意形容下去，总之，他唱了。
　　小威又说：“哎，紫建，唱一次可不行啊！以后每天，你跟我们玩都得唱一个。”
　　换成那时候的我，早就急了，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我都得冲上去玩命，而且八成被按在地上揍的是小威。
　　我是个自信的孩子，可刘紫建凭什么呢？他要加入到群体中，他就得付出代价！
　　于是，小威同学也不嫌烦，每天教他唱歌。也没啥新鲜的，那个年代流行什么谭咏麟啊，小虎队啊，还有迟志强的《狱中曲》什么的。
　　听结巴唱歌有什么乐趣？我是搞不懂，反正这帮孩子不厌其烦地一直听了两个月。
　　为了满足大家的乐趣，刘紫建只能变着花样地唱，然后看着一帮孩子笑得扶着墙站不起来，或者直接在地上打滚。
　　他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群体活动时间，还往往没有这么久。他的母亲身体不好，常常半倚靠着院门，远远的，用她那低低的嗓音呼唤着：“紫建，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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