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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算做冒牌货。
我们不把贪念列入连续性盲目凶杀的动机……今晚我们归列的乃是一连串独立性的谋杀,往往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没有关系,被害人与凶手完全陌生……。
那么,刑事警探应该追究什么呢?什么样可能的动机来帮助他逮住真凶呢?……
第一,疯狂的欲念。这个通俗小说上常见的主题,的碓存在。……性的狂乱:满腔热情经由恨、无能、毫无爱情的性空虚转变成了暴力。于是乎他渴望血,籍杀人求得发泄和满足。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杀人——他会哭——绝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他自己;他心里的一股怨气——他会在浴室的镜子上用口红涂写“阻止我,别让我再杀人了!”好像真有人能够驾驭他的疯狂。其实不然……
第二,报复。……山姆之子就是一个例子。我将这个动机解释为憎恨某一特定型态的个人,或是群体,在凶手病态的心理认为,这些人该死。不管女人、黑人、同性恋、穷人、贵人或者漂亮的女孩,都可能成为特定该死的对象。
……
第三,弃绝感。……与报复极端近似,只是弃绝感的由来不是因为个人或群体。而是被社会、被整个世界、甚至生命的本身遗弃了的感觉。凶手自怨自艾,“我不想来到这个世间,”接下来就是,“谁让我来的呢?”
从前有一个杀人狂,名叫潘兹兰。他聪明、有思想,却遭受侮辱、遗弃。于是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滥杀无辜,在他来说这不是杀人,而是杀掉生命的本身。
这就是弃绝感:社会摒弃他,他就摒弃社会。他要肯定自己。我就是我。要引得全世界都注意!怎么证明?谋杀就成了一面最好的镜子。……
最后一点,不中用。……有一些起不了作用的小人物,他们的极端怀疑主义特别强,他们受消极的否定论侵蚀,受绝望感摆布。……
他们以杀人来证明自己战胜了人类的戒律:“汝不可杀人”。或者以杀人来证明那些死者的信仰错误。不管证明的是哪一点,凶手的行为就像是传播混乱的使者。
山姆之子的作为就含有那么一点极端怀疑主义的味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他的动机只这一项。应该是两三个以上的动机相互作用产生的。
……所以,杀人狂的动机很少单纯的只有一个。我们不是蚯蚓。我们是最复杂、最会胡思乱想的生物。遇到这类连续性的盲目凶段案件,刑事组警探的工作,就是透过这些奇奇怪怪的动机,抽丝剥茧之后,才能能够、比较有希望的、抓到凶手。
……
04
晚餐没有问题。鸡肉香脆。烤马铃薯咸淡适中。沾莴苣叶的辣酸酱很够味。餐桌上还有一瓶冰镇的加州白葡萄酒。
可惜的是蒙妮卡的情绪,把这顿可口的晚餐整个破坏了。她沉默忧郁,心神恍惚。
“怎么了?”狄雷尼问。
“没什么。”
两人收拾好餐桌,静坐着冲咖啡嚼脆饼。
“怎么回事?”他再问。
“没什么。”还是这句答辞,但是他瞧见她眼里贮着泪。他起身,凑向她。胖胳臂环住了她的肩膀。
“蒙妮卡,究竟什么事?”
“今天下午,”她吸着鼻子说。“那个座谈会是谈小孩子受虐待的问题。”
“要命!”他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手握着她的手。
“艾德华,那太可怕了。我以为自己承受得住,可是不行。”
“我明白。”
“他们放了一部彩色影片。我真想死。”
“我明白,我明白。”
她凝视着他。
“我不知道你怎么忍受得了,看这类事情看了三十年。”
“我始终不能习惯,”他说:“永远都不能。你以为布恩为什么会开酒戒?”
她一惊。“为了这点?”
“部份。也是绝大部份。看着人怎么对付人——还有对付那些孩子。”
“你看他会告诉蕾贝嘉吗?”
“我不知道。可能不会。他觉得惭愧。”
“惭愧!”她喊道。“对遇害的死者表示同情觉得惭愧?”
“这是警察的职责。不容许参杂其他的情绪。”
“我想喝一杯白兰地,”她说。
白兰地喝过,厨房清理完毕,夫妇俩便进入书房。蒙妮卡坐下来,动手写信给孩子们:小艾迪、莉莎、玛莉和希薇雅。
狄雷尼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旧木椅上。他又斟了一杯白兰地,边饮边看着赫伯的演讲稿。这已是第三遍。
郎赫伯讲述的这些动机并无惊人之处。以他三十年警探的经验,狄雷尼都办过这些类似的案子。他认为郎赫伯的说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理论重于实际。
好比在实验室里,生物学家、科学家的兴趣专注在分析一个动物、一头野兽。但是对本身陷在森林中的人而言,这些分析、解说毫无意义。他面临的是纯猝的恐惧和危险。
刑警人员就是置身在森林里的人。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是实验室里的人。后者关心的是因,前者关心的是果。
另一点令狄雷尼失望的,便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不在连续盲目凶杀凶手的名单之内,郎赫伯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狄雷尼任由讲稿落在他的腿上。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疲乏的揉着眼睛。
“要不要再来一杯白兰地?”他问太太。
她摇了摇头,专心写信。他定定的望着她。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她显得女人味十足。皮肤润滑,发丝闪亮。
她起劲的写着,脸上含着笑。这一刻,狄雷尼感觉,她彷佛就是他心目中一尊完美无瑕的女性塑像。
“蒙妮卡。”
她抬起头,眼光带着问号。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关于座谈会的问题?如果令你心烦的话,就不必了。”
“不会。我现在已经好了。你想知道什么?”
“他们有没有给你有关虐待儿童案件的统计资料,是增加还是减少?”
“有,”她点头。“近十年一直在增,不过发言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医生和医院方面警觉性提高,据实向官方呈报的关系。过去,他们都相信父母的说词,认为孩子是意外受伤。”
“很可能,”他同意。“他们有没有按性别来统计这些案子的主犯?是男的多还女的多?”
她考虑一会。
“我想不起这种统计。有很多案子是父母一同牵涉进去的。有的甚至一个是主犯,另外一个不声张,保持缄默。”
“唔,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主犯会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她瞪着他,想弄着楚他究竟在探索什么。
“艾德华,我刚才说了,没有这类的统计。”
“要是你猜呢?”
她很为难。
“可能是女人。”她终于开口,但很快又补充道,“这是因为女人受的压力和失败太多的缘故。我的意思是,她们整天关在家里,带一群哭闹的孩子,做不完的家务、煮饭、打扫。男人出去上班就可以躲开这些琐碎。”
“言之有理,”狄雷尼说。“那你猜这些虐待孩童的人起码有一半是女人——还是超过一半?”
她骤然间提高了警觉。“你干嘛问这些问题?”她问。
“只是好奇。”
05
三月二十四日早上,狄雷尼出门去买一份《纽约时报》,顺便上第二街一家法国面包店带点新鲜的牛角面包。回到家里,蒙妮卡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两杯葡萄汁、一罐蜂蜜和一大壶浓咖啡。
他把金融贩交给她,自己翻看〈大都会百态〉。
“天哪,你看……”
他指着社论的大标题:“两件凶杀案,追追追”。
“这是布恩的案子,”他说。“这下全掀开了。”
“迟早会掀开的,”她说。“不是吗?”
“对。”
他拿着报纸和第二杯咖啡一踏进书房,就急着查韩德利的电话。托马斯·韩德利是记者,在隆巴德行动中对狄雷尼帮忙很大。
铃声一响,对方便接了。
“托马斯·韩德利。”
“我是艾德华·狄雷尼。”
一顿,紧接着:“组长,你好啊?”
“很好,多谢。你呢?”
两人略作寒暄。狄雷尼问道:
“还在写诗?”
“厉害,你真是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啊?”
“太闲了嘛。”
“不写了。我现在想当一名驻外记者。谁知道,也许下个礼拜我想当救火员,或者警察,再不然航天员。”
狄雷尼大笑。“不可能吧。”
“组长,这么多年了,今天又能跟你聊天真的很高兴,可是我有种怪怪的感觉,你绝对不是只为了问声好。有什么事?”
“是的,”狄雷尼说。“今天的〈大都会百态〉”第三页上有一篇社论。有关两件大饭店的凶杀案。”
“嗯?”
“没有具名。不知道是谁写的。”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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