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楼的私人住所也一样。只有死者那一层的门户大开。”

　　“他仰面躺着？”

　　“是的。样子很难看。”

　　“小组长，”狄雷尼的大转椅转向埃布尔纳·布恩，“你对死者眼睛上挨的那两锤子有什么看法？人死了还锤那两下。”

　　“很简单，凶手要他看不见。”

　　“有理，”狄雷尼不表反对。

　　“可是人死了还看得见什么？太狠了。”

　　“艾勒比是个精神病科的医生，一天到晚都跟疯子打交道。可能是某个病人认为这位医生看得太多了。”

　　狄雷尼瞪着他。

　　“这个说法倒很有趣——也很合情理。好，现在还剩下三个三明治，冰箱还有啤酒和汽水。干脆边吃边做如何？”

　　下午三点多，工作全部完毕。所有数据重新回笼。三个人靠在座位上，互相对望。

　　“怎么样？”狄雷尼发问。

　　“你们对目前调查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埃布尔纳·布恩作一次深呼吸。

　　“我是对事不对人，”他说，“我觉得，苏组长没有仔细约束他的人手。譬如，在陈述书里，黛安·艾勒比说她在凌晨一点十五分左右拨电话给山穆森医生。他只去山穆森那儿开门见山的问，‘黛安医生是不是在一点十五分打电话给你？’对方说：‘不错。’这算哪门子的办案手法？搞不好这两个人早串通好的。她说电话是从布雷斯特打的，那是算长途电话，为什么不找个人去电话公司查通话纪录，彻底证实一下？”

　　“对？”双杰森大叫一声。

　　“同时再查她到底有没有打电话到艾勒比的停车库。值夜的管理员说‘她打了。’可是根本没人查证这通电话是不是从布雷斯特打的。差劲，真是差劲。”

　　“我同意，”狄雷尼一旁附议。

　　“据山穆森说艾勒比遇害的时候，他在听音乐会。方才翻遍四箱的资料也没发现有谁查证过这回事。他是一个人去听音乐会，还是有伴同行？如果是一个人，有没有谁看见他，票根在不在？音乐厅的人能不能证明他那晚确实在场？苏组长说他有意把艾勒比太太和山穆森医生两人踢出嫌犯之列，真是胡扯！不过不能完全怪苏组长，他手上不止这件凶杀案。只是我同意；到目前为止，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简直是一团浆糊。”

　　“那，我们现在该走哪个方向？”布恩问。

　　“杰森，”狄雷尼粗厚的食指指向双杰森，“寡妇由你负责，查证那两通从布雷斯特拨出去的电话；顺便问问那边的警察局，看她查询车祸一节是否属实，再问她当时的口气如何——是歇斯底里，还是冷淡，或者生气。小组长，你负责山穆森那方面，查一查案发当时，有谁能证明他确实在音乐厅。”

　　“你认为这两个人有说谎的嫌疑？”双杰森问。

　　“话不是这么说，”狄雷尼回道：“每个人都会说谎，你，我，布恩都会。这是人性的一部份，常常，说谎只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可以让我们日子过得舒坦轻松一些。这件案子情况不同。艾勒比的遗孀和山穆森也许有说谎的可能——即使不是因为犯罪，也可能有别的理由。去查个清楚。”

　　“你打算怎么个做法？”布恩好奇的问。

　　“我？我要仔细研究山穆森与警方争辩的记录报告。他争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有意思，这一项是受法律明文保护的。但是这桩案子偏偏是医生被人杀死，现场勘察小组取得了医生的行事历，因此知道了那些病患的姓名。山穆森强调病历是机密文件；警方的法律顾问却不以为然；既然发生了谋杀案，理当查问他的病人。据我了解，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可以查问，不过必须在病家首肯的原则下进行，不得强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查证死者遇害时，那些病人的行为，可是对方如果不同意，就不得调查病历档案或是追问。这岂不是白搭？”

　　“你看病人肯合作吗？”布恩问道。

　　“如果确实是某个病人做的案，我看对方一定会合作，因为拒绝答复问题，等于向警方不打自招，反显得嫌疑重大。”

　　“哇赛！”双杰森大笑。

　　“疯子还那么懂事啊？”

　　“第一，我们并不知道他那些病人疯到什么程度。第二，疯归疯，他们照样有思想。记得以前我们逮过一个精神病患，他居然是个计算机专家。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艾勒比的病人全是一票浆糊型的白痴。”

　　“那什么时候开始查病人的名册？”

　　“再说，”狄雷尼略过双杰森的这一问。

　　“从这四箱资料里，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调查过死者、他太太、他父亲还有山穆森医生的档案。”

　　“啊呀，”布恩吃了一惊，“你总不至于怀疑这些人也有前科吧？”

　　“我没有怀疑他们——不过世事难料，对不对？再重新去问问艾勒比夫妇的两名接待小姐，楼下艺品店的两位老太太，以及顶楼的房客。这些，小组长，全部由你负责，一样要调查是否有前科资料。集中注意力在这幢楼里的每一个人，另外再加上山穆森和艾勒比的老爸，亨利·艾勒比。这些人彻底查清楚之后，再延伸到他的朋友、同行和病人身上。”

　　三个人继续仔细的讨论一会工作的调配、车子的运用以及彼此间的联络方式。狄雷尼要求他们一有问题或发现，便拨电话给他，不必顾及时间的早晚。

　　两名警官走后，狄雷尼回书房，拨起电话，接通伊伐·索森副局长。

　　“伊伐，我们已经开工了。”

　　“感谢上帝，”伊伐·索森说“需要什么，随时通知我。”

　　“有一样，局里有驻看的医生对不对？”

　　“对，华莫瑞医生。很积极很新派的一个人，精通精神病理学。”

　　“华莫瑞，”狄雷尼一边念，一边笔记在桌历上。

　　“请你给他一个电话，就说我要登门拜访，行吗？”

　　“没问题。”

　　“他肯合作吗？”

　　“绝对。艾德华，资料都看过了？”

　　“看了。一遍。”

　　“看出什么没有？”

　　“很多漏洞。”

　　“我怕的就是这个。你会把它们填满的吧？”

　　“我拿人钱财，干的就是这个。对了，伊伐，我拿的钱财是什么？”

　　“一箱格仑费治威士忌，还有一枚市长颁发的勋章。”

　　“去他的勋章，我只要威士忌。”

　　挂断电话，他开始收拾残局，把食盘、啤酒罐和汽水瓶都送进厨房。

　　再回书房，索然无味的望着那几箱资料。分门别类的工作大可以叫布恩或双杰森来做，但是他不愿意拿这种刻板的作业来磨掉他们生龙活虎的斗志。

　　他花费五分钟时间找出两份文件：山穆森医生与警方的法律顾问讨论医生与病人关系的记要，以及艾勒比医生的记事历。

　　经过两次的细读，狄雷尼更加肯定他们所谓的协议，非但无稽、还根本无效。他打定主意，一切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要是踩着了谁的脚趾，有人要叫的话，他绝对负责，面对问题。

　　他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位山穆森医生以大纽约精神病协会理事长的身分出面，据理力争。

　　这人刚巧又是这一椿谋杀案的证人，也是死者的朋友。

　　在他的辩词中，找不到一丝他个人对于为追查凶手，而必须调查病患的观点。

　　更耐人寻味的是，黛安·艾勒比，死者的遗孀，她对这方面的看法完全不见提起。不错，她是心理学家，不是精神病学家，但没有意见仍然表示她乐于看到那些病患受警方调问。

　　狄雷尼推开资料，靠在转椅上，两手托在脑后。他向来讨厌律师和医生。服务于警界这一段漫长的生涯里，这两种人老是妨碍他，有时候根本阻挠他的侦查工作。记得以前曾对第一任妻子芭芭拉说过：

　　“真是！一个人怎么会想去当律师、医生，——甚至于去开殡仪馆，这三种行当赚的都是别人的悲苦钱——对不对？我是说，人只有在出问题、生病或是死亡的时候，才会去找他们。”

　　她望看他，正色的说，“艾德华，你是个警察，你就是靠这一行吃饭的，对不对？”

　　他盯住她一会，然后侮过式的笑了。

　　“你说得对极，我真是个白痴。”

　　不过，他还是不喜欢这两种人，他叫他们做“食尸鸟”。

　　艾勒比的记事历很值得再看。那是一本一年份的记事簿。狄雷尼决定照着上面的登记列出一份表格。他拿出长形的黄色拍纸簿，整齐的画好格子，清楚的抄下姓名、看病次数等等。

　　这项作业相当费时，全部登录完，已超过一点钟。看着这份表格，也不知道是否有用。

　　根据记录：有些病人求诊的时间不固定；有些两、三个月来一次，有些一个月一次，也有些隔周一次，有些每周都来，一周来上两、三次的很多，更有两名病人一星期连续来五次！

　　还有一些名字只出现两、三次便消失。门诊的时间一般是从上午七点到下午六点。一周五天。有时候时间会延长，有时候星期六也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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