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 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做“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突出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作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毛泽东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敞“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抗战期间的“八路军”就最善于利用他们来扩充自己。庚子年间那些胡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作“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当年的“义和拳”，今日的“气功师”  
　　在庚子（一九〇〇）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内外兼修的拳术往往能练出一些科学上不能解释的“特异功能”来。  
　　朋友，这种特异功能是实有其事啊！如今不特大科学家钱学森笃信不疑，连下才也不得不信，因为我曾亲自参加过中国气功大师严新的“带功讲座”。亲眼所见，哪能是假呢？最近侨美邻人之妻，一位五十开外的华裔老太太，就因为练气功的“自发功”而不能“收功”，一下“飞”出了两丈多远而摔断了膀子呢！至于“铁杆压喉”、“卡车辗腹”、“头断石碑”等等现在也都不是新闻了，也都是笔者所亲见。庚子年间的洋人亦屡有类似的报导。义和拳早期的大师兄本明和尚，据说就是“浑身气功、能避枪炮”。  
　　不过他们那时表演气功要设坛烧香、昼符念咒，然后才有“鬼神附身”。严新的气功不搞那一套迷信也照样有效，所以钱学森教授就认为是一种新科学了。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史记》所记“大阴人”，以阴格桐轮；台北今日还不是有一家以“阴吊百斤”为号召而生意兴隆？据吾友刘绍唐先生他们说，这都是千真万确之事呢！  
　　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严新说他在大陆某次带功讲座，一场便有听众十九万人。最近他在洛杉矶某大学讲道， 美西七座大学校园“同时带功”！华夷学生舍学相从者，多如过江之鲫。  
　　最近在联合国一次表演会上，余亦获晤另一气功大师“鹤翔桩创始人”的赵金香先生。他说：“严新有“听众”数十万人，我有一千四百万学生呢！”  
　　乖乖，有学生一千四百万人，则“扶清灭洋”、“兴无灭资”…… 何事不可为？ 据大陆学人告诉我，这批气功大师原都是中南海内的御医红人。他们为诸当国者保健防老、壮阳补肾，都受尽青睐。不幸他们在民间的信徒亦动辄百万千万。万一这些千万信徒也搞起黄巾军、白莲教和天安门来，那还了得？有老佛爷当年的恶例在，所以当政者对诸大师也就由疏远而到防范了。因此有很多大师小师，一旦出国便流连海外，乐不思蜀矣。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朋友，今日的气功师便是当年的义和拳啊！今日的统治者被民运吓惨了，因此对保健补肾的气功运动也要加以防范。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干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则风行草偃，“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秀才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一千五百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一八九七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桌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但是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他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内容。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与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 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下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八百六十余庄， 习拳者即有八百余处。对如此广大的群众，诬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一八九九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告他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者，“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秀才嘛！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五期   　     第二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第二章 列强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则化为具体的运用，不得其当，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由于列强对中国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  
　　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什么：“ 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 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译载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伦教观察报》（London Spectator）。  
　　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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