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页三六五。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页一一一。）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为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仕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仕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索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  
　　（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国务院“外交档”，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九十四人，伤一百二十三人。  
　　（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导。）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诲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末敢澡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ur H. Smith 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页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它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导，死伤华人二十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  
　　（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一九八六年济南出版，页二九七。）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导，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作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二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以数千枉死寃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寃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 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拚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这就叫做“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拚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入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该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颛顼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竞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 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日“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  
　　—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一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坟、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问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  
　　——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俊，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  
　　——“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着《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  
　　——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  
　　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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