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着促使美国支持英国政策，它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今日台湾政坛通行的术语）。一八九九年二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 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远东去。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如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曰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的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它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估计错误，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它全民族政治成熟的结果。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它全民族智能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Anglo－American 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搞个American－Britis h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计“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 acceptance）！“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持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在庚子年间，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侧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为“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不幸周公受制于一个不学有术的暴君。因此他和一辈子稀泥而长才不展，庶民沟壑， 真国族之不幸。  
　　李鸿章则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人物收场。周、李二人都是办“外交”而受制于“内交”，夫复何言！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的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足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六月十五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二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园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 diplomacy 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投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二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周总理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风派，更没有变节， 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拄】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回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一九〇一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僻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文革期间那个四人帮和这个四人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鸿章很快的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二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他二人对西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己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与各省会各商埠，则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八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一九〇〇年八月二日古氐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七月十六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申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七月十七日遂力疾北上，二十二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逼手逼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呈各有其既定政策；他们在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如何，则一向是耳边风，绝不买帐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可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周恩来也是如此）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笔者落笔至此，心有余酸。盖二次大战之末，当罗、邱、史三人在“雅尔塔”会两支解中国时，罗氏忽然良心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通知蒋介石呢！”史氏莞尔说：“我们三个人决定了，蒋介石还敢翻案？”果然蒋介石不敢翻案，而蒋氏之下的几位，却又是只想承旨做官的政客，因此那片大于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就被他们不声不响的断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官僚”，还没有这样窝囊呢！  
　　所以当李氏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作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海约翰虽然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耍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群盟政策已着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抚拨离间得七零八落）（ 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页四二四，转引自ECHO CHINE 及《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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