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些人跌倒了并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太阳仍然在天空照耀着。看起来情况不严重。从俄国人那里打来的子弹在空气中咝咝地掠过我们的阵地。双方交火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现在还没有开火。在我右边突然有人喊叫了起来。那些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现在向树丛中退去。这时我们的坦克向他们冲了过去，边冲还边开着炮。有三四颗俄国人的子弹打到了我前面的雪地上，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盲目地向前面开火。又有七八辆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并向游击队开火。交火延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大概打了12个弹夹的子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回来了，其中3辆坦克前面走着一大群俘虏，每组俘虏大概有15人。那些俘虏看起来都非常沮丧。有3个德国士兵从一辆装甲车里被人搀了下来，有一个人看来已经昏迷了，有两个人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在一辆坦克后部上躺着3个俄国人和两个德国士兵，除了有一个人还在呻吟着，其他人都一动不动。不远处有一个德国士兵正靠在路边的雪堆上，脸上都是鲜血，他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过去。  
　　一个站在指挥坦克上的军官向我们说：“现在道路畅通了，你们可以继续赶路了。”  
　　把伤员扶上了医护车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雷诺卡车里。林森从我旁边走过，他边走边困惑地摇着头。他问我：“你看到了吗？”我回答道：“是的，有没有人死了？”林森说：“当然有。”  
　　车队再次上路了，死亡的念头现在开始搅扰我，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外面的阳光现在看起来也变得有几分灰白，气温又开始降了下来。那些穿着棕色长外套的尸体现在正躺在路边。在我们的卡车经过时，其中躺着的一个人向我们挥着手。我碰了碰司机说：“嗨，那里有一个受伤的俄国人向我们挥手。”司机回答说：“可怜的家伙，但愿他们自己的人能够来照顾他。战争就是这样，明天也许就轮到我们像这个样子了。”  
　　我接着说：“是的，但我们有医生啊。他可以为那个人做些什么。”  
　　司机回答说：“你可以去找医生谈啊。我们已经有两卡车的伤员了，我们的医生现在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些而难受，你以后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场面。”  
　　我回答道：“我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司机多少有些怀疑我的回答，但他还是说：“我也看到过许多。特别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膝盖的时候。在波兰的战役中我的膝盖被炮弹整个地炸飞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送我回家。但他们把我和其他的老人、小孩、病号一起送到了运输团工作。真的不开玩笑，像我这种伤口常常会疼得厉害，特别是你必须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打到吗啡。”他接着谈到了他在波兰战役中的经历，在那时，他属于第六集团军，就是正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长长的车队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也在那里。上校下令车队停了下来以便使伤员能够得到治疗。坑洼不平的道路让医生无法对伤员动手术。现在有两个俄国人已经失血过多死了，其他伤员也等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治疗。  
　　我们的卡车正好停在一个农户的谷仓旁。正当我要开门下去打饭时，我的司机一把抓住了我说：“别慌，除非你想今天晚上站岗。这里的军士长是不会打记录的，就像是他们在军营的时候。他只是把站夜岗的任务交给他第一眼看到的人。”  
　　我的司机说的是真的。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总是饥肠辘辘的霍尔斯的怨言：“妈的，他们又让我去站岗了，天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外面越来越冷，我们受不了的。”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外面的气温跌到了摄氏零下30度。感谢我的司机把我从这个冰冷的夜晚里救了出来。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几乎让我后悔今晚的运气。当我们向炊事车走去，心中有些焦虑，担心我们吃不上饭了。当厨师看到我们时，他略带讽刺地对我们说：“嗨，看起来今晚你们不饿啊。”  
　　他已经把汤锅从火上抬开了，现在他在火上放上了几个大餐盘，大餐盘盛的水在火上开始滋滋作响。厨师一边把汤勺伸到汤锅的最底下，一面对我们说：“抓紧吃。我必须要为我们的医生烧开这些水，他现在正忙着给受伤的士兵动手术。”  
　　我们正在吃着半冷不热的晚饭的时候，上尉来到了我们这里。上尉问道：“水快好了吗？”厨师回答说：“刚刚开，上尉。”上尉说：“很好。”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我们两个人身上。他说：“你们俩，现在把这些水送到医生那里。”他边说边指着一个亮着灯光的屋子。我们的晚饭刚吃了一半，我们只好盖上饭盒，并把饭盒挂在自己的皮带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冒着蒸汽的开水盆，我不想让里面的东西落到脚上，然后就向那个临时的手术室走去了。  
　　走到屋里的最大好处就是比外面温暖。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进到屋里了。我们的医生已经从当地的俄国农户手中征用了这间大房子，他正在一张桌子上处理一个倒霉家伙的腿。两个士兵正在用力按着那个受伤的人，他不停地扭动并痛苦地呻吟着。屋子里到处都是伤员，凳子上、地板上和储藏柜上，伤兵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他们一边等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两个医务兵正在照顾他们。地板上到处都是带血的绷带。两个俄国妇女正在热水盆中洗着手术器械。房间里的光线非常暗淡。医生把农户的大瓦斯灯放在了临时的手术台边。农户本人正站在医生旁边，手里提着另一盏灯。上尉和一个军士长也一人提着一盏灯。  
　　我把水盆放在医生旁边，医生随即放了一卷绷带到盆里。我待在原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场面，呆呆地看着医生正在处理的那条伤腿。伤腿上到处都是鲜血，汩汩鲜血正在从伤腿上一个巨大的洞里面涌出来，医生在用一把止血钳试图止住流血。我的头开始眩晕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下去。那个伤员不停地把自己的头从这边扭到那边，两个战士用尽力气把他牢牢地按住。伤员的脸上毫无血色而且满是汗水。有人把一卷绷带放到他的嘴里，也许是防止他喊出来。这是一个从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来的士兵。医生这时轻声地对我说：“按住他的腿。”我犹豫了一下，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我用我颤抖的手按住了那条血肉模糊的腿。当我的手摸到腿时，不由得抖了起来。医生又小声说：“轻点。”  
　　看到手术刀向伤口的深处切去，我感到伤腿的肌肉的活动。我闭上了眼。我可以听到外科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伤者沉重的呼吸声。虽然刚上过一些麻醉药，他还是在桌上痛苦地扭动着。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不能忍受的锯子声。不一会儿，我感到手中的伤腿变得异常沉重，我睁开眼看到双手正举着这条被锯下来的腿。医生刚刚做了截肢手术。在那里有些笨拙地在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中拿着这条腿，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最后我把腿放到了桌子边的一堆绷带上。就算活到100岁，我恐怕也不会忘记这条腿的。  
　　我的司机已经离开了。我想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但是一直到半夜才勉强缓过来。我又被叫去做了一些和刚才的截肢一样让我痛苦的事情。到了凌晨两点中，终于走出了临时手术室，外面的寒冷一下子就包围了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想到那些垂死的伤员和到处的鲜血时，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我的卡车。天空还是依然清朗，风也停了下来，农舍和卡车在雪光的反照下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我穿过村子找寻我的雷诺卡车。接着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厚厚毛毯带着毛瑟枪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那个人看到我时，他嘟囔着说：“你进去吧，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解地说：“去哪儿？”  
　　他说：“去里面暖和暖和，除非你想再站一岗。”  
　　我说：“但是我今晚不站岗，我刚才在帮医生，现在要去睡觉了。”他嘟嘟囔嚷地说：“明白了，我以为你是……”他随口说了一个名字。我追问道：“你说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他回答说：“是的。你可以进那里去。他们已经把那里变成一个哨兵的总部了。我们每隔15到20分钟换一次。当然这样你没法睡觉了，但这总比待在外面冻个两小时强。”我对他说：“好的，谢谢你，我进去了。”我推开一扇厚重的门走进了这个屋子。在屋子的火炉里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火炉旁边坐着4个士兵，其中一个是霍尔斯，他正在炉灰里烤土豆和蔬菜。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另一个家伙跟着我也进来了，也许他就是那个把我当作换岗士兵的人。我在火上把我饭盒里的剩饭热了热，虽然我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就在炉火前尽可能舒服地躺了下来。每隔15或20分钟，就会有一个哨兵进来把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从睡梦中摇醒。有时大声抱怨的声音也会把我吵醒。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起床哨响了。  
　　我们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浑身硬邦邦的，但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里第一次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了。这时村里的一个俄国女孩向我们走来。她正提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锅，她微笑着把锅向我们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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