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道：“他为什么要站起来？”  
　　一名军士长说道：“上尉表现得像个英雄，他是这里唯一的英雄，我们都该为自己感到害臊。”  
　　那个面容消瘦的士兵现在正把奄奄一息的上尉抬到河边。我站在他背后，手里拿着一些上尉的东西。  
　　那名士兵叹了口气说道：“这和害臊没有关系。”  
　　我们并没有被抛弃。在河的西岸，我们的高射机枪正在向那些我们头顶上的俄国飞机开火。河面上的两只破旧的渡船继续向西岸前进。那两只船上开始骚动起来，上面有不少人在这次空袭中受伤或是被打死了。  
　　那几架飞机再次向拥挤着士兵的河岸和河面上那两只渡船俯冲下来。飞机的扫射演变成了一次可怕的屠杀。当飞机扫射完开始爬升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到处是被打中的人，那两只在河里的渡船也被飞机打得千疮百孔，那些还能移动的士兵纷纷从渡船上跳到了水里。那几架飞机现在第四次俯冲下来开始扫射，这次我们所有人的枪开火了，这几架飞机被迫放弃进攻离开了。有一架俄国飞机被我们打中了，它试图拉起高度来，但是飞机后面喷出一股黑烟。突然飞机一头栽向河面。我们看到飞行员试图跳伞，但是伞没有打开，飞机和他几乎同时砸到水里。此时，我们的欢呼声淹没了渡船上伤者的呼救声。但是到了中午，俄国飞机再次飞了回来，这一次一共来了12架。  
　　在此期间，每个人都挖好了自己的掩体以多给自己一些保护，但是我们的武器很难够到那些飞机。俄国人这次还是集中火力扫射那些挤满人的渡船，那些渡船此时已经快到河的西岸了。我们的高炮并没有能阻止这些伊柳辛式对地强击机向我们的渡船俯冲下来。当炸弹碰到水面的时候，一艘渡船和它上面的士兵被爆炸撕得粉碎。我们的渡河行动暂时停了下来，但是这些飞机的攻击才刚刚开始。那些伊柳辛式强击机向上爬升，准备再一次俯冲下来。一名在我旁边的士兵哭喊着说：“这些杂种！这些杂种！”我们汗津津的手紧张地擦着掩体边的地面向飞机瞄准开火。  
　　我旁边的另一名士兵喊道：“我们没法把它们打下来，它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这些狗日的！”  
　　一个奇迹出现了，这个奇迹完全扭转了这里的局势。  
　　有人喊道：“胜利！胜利！我们的空军！”  
　　 9架梅塞施密特109战斗机出现在天空，它们向那些俄国飞机冲了下来，那些俄国的伊柳辛式飞机刚刚结束扫射后试图拉起高度，看到了俯冲而下的德国战斗机，它们试图逃跑。空中立刻充满了机炮开火的声音，两架伊柳辛式强击机像被猎枪击中的野鸡一样从空中坠落下来。河岸上，士兵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5架俄国飞机此时从我们的头上低空掠过，我们似乎忘记了它们的威胁，士兵们向这些飞机挥舞着自己的拳头。  
　　那个在我身边的家伙，刚刚还对于这些俄国飞机又恨又怕，但是现在他已经高兴得发抖了。我们的战斗机追着那些落荒而逃的伊柳辛式飞机。它们飞过一座小山，小山把我们的视线给遮住了。我们听到了机炮的声音，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然后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我们接着包扎起了自己的伤员。  
　　第二天，我们在小雨中醒了过来，几乎要欢喜雀跃了。渡船一刻不停地将士兵们运到河的西岸，每艘船都尽可能多地装着士兵。然而许多士兵依旧站在东岸。我们已经不记得在东岸待了多少天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各种困难中重新集结了部队。那些不同部队的士兵按照自己的部队番号重新组队等待登船。我们的军官们也组织了一些士兵到河岸边的小山上以防止苏军突然进攻。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对俄国人到现在还没有进攻感到惊讶。也许是争夺基辅的激烈战斗让他们腾不出手吧。  
　　我现在加入了一个由大德意志师成员组成的一大批等待渡河的人员中。在一些军官中我看到了魏斯雷德少校，他告诉我们说，作为精锐师，而且也作为一支以进攻为职能的部队，我们应该优先登上渡船。军官们都说我们是下一批登船的部队，大家自然都希望能够尽快地到达西岸。有一些家伙现在想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渡过河去。他们将河边的芦苇用皮带捆起来，然后将它们当做筏子划过去。这样的办法在过去已经被士兵们屡试不爽，但是如果这样过河的话，那士兵们势必要抛弃自己所有的装备，而每一名士兵都不愿意被视为是逃兵。  
　　那些用这种方式过了河的士兵一定会受到军官们的训斥。但是要向那些已经被恐惧吓坏了的士兵执行军规看来并不容易。许多用这种方式渡河的士兵要么被淹死，要么后来死于肺炎，剩下的人则在渡河后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现在对于局势已经不再清楚，我正在忙于发现在我们师等待过河的那些人里面有没有我的朋友，但是我的寻找一无所获。有一次我觉得看到了几个属于我们这个被打散的连队的士兵。我和这些人交谈了一会儿，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不记得任何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筋疲力尽的士兵而言，我的问题无疑让他们恼火，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必须渡过第聂伯河。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军官们的尊敬和敬畏让我几乎无法开口去和他们说话。有几个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士兵斗胆问了他们一些事情，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士兵，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十分想和魏斯雷德少校搭上话，这样的愿望已经体现在了我的脸上。所以我总是在他的周围走来走去。终于当我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的时候，魏斯雷德少校开始向我走了过来。我看着那个穿着被雨水打湿皮大衣的高大身影，准备向少校立正敬礼，但是少校示意我坐在原处。我坐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少校的脸，少校看起来要比平时高大，我想这是因为自己所坐的位置较低的原因。  
　　他问道：“你是哪一支部队的，年轻人？”  
　　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部队的番号，同时也告诉他在科诺托普突围时连队的番号。他起初把我当成了捷克人，我于是向他解释自己的祖籍。他听了之后只说了一个“嗯”字。  
　　少校说：“那些我率领的部队是最后突出包围圈的。”  
　　我红着脸说道：“我知道，少校先生，我当时看到你了。”  
　　少校说：“啊，那我们在突围时有许多相同的回忆了，那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我回答道：“是的，少校先生。”  
　　他想拿出一支香烟来，但是发现自己的烟盒是空的。他是准备给我拿一支香烟吗？  
　　少校接着说：“我们明天就要过河了，年轻人。我希望在这之后你会得到一次休假。”  
　　少校说出的“休假”两个字对于我而言就像是一杯可口的香槟酒那样。  
　　我高兴地喊道：“休假？”  
　　少校说：“是的，我们不会把这个休假从你的生活里偷走的。”  
　　那些我以为再也不会有的激动突然都回来了。这是真的吗……但是休假总是可能的，我怎么会怀疑呢？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沮丧有多深，自己已经有多么的绝望。现在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想起了葆拉。自从我被编入了进攻部队以来，就再也没有收到葆拉的信。虽然我们的部队活动频繁，但是和葆拉失去联系这件事一直让我的心里很难受。在那些战斗中的极度沮丧和厌倦里，儿女情长的话语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那些在爆炸中坍塌的房屋似乎也让我对生活的正常感觉随之坍塌，那些战争里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无法实现的爱情所造成的痛苦。我常常想，如果我能从这场战争里活下来的话，那我对生活的要求是极其微小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都还在朝不保夕的话，那他如何能够为那些爱情的失意而耿耿于怀呢？自从别尔戈罗德的恐怖以后，我对世界的所有原来的认识都被摧毁了。在瞬息万变的战局里，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要放弃生活里的哪些事物才可以取得某种身心上的平衡。我依然不愿向死亡屈服。我已经在那些极度的恐惧中向自己发誓：即使是失去一切财富、爱情，甚至是一部分肢体，我也要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活下来。  
　　我现在感到魏斯雷德少校就要离开这里了，因而我问他是否知道我的一些战友的下落。他只记得老兵的下落。他对我称呼着老兵的名字：“奥古斯特·维尔纳的连队在突围的时候负责协助一个榴弹炮连。他们是第一拨的突围部队，那时的处境非常艰难。那些活下来的人现在恐怕在基辅了。那里是我们师重新集结的地方。”  
　　我安静地听着少校的话，少校点了点头，然后就离开了。他离开时告诉我说：“我们明天过河。”  
　　少校提到的休假的消息让我由于突然而来的兴奋感到有些眩晕。我也为自己的一些战友可能在突围中战死感到沮丧。也许基辅到科诺托普的路上我曾经经过他们被烧焦的尸体。我也会像别人那样试图忘记和他们的友谊吗？我也必须“无悔地”否认——在战争里，“无悔”是一个奢侈的用词——那些和霍尔斯、林森，甚至是林德伯格那个浑蛋的记忆吗？  
　　但是，即使我所有的朋友都不会回来，我从老兵那里也学会了一件宝贵的事情，那就是无论在何种艰难的环境里，我都可以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即使我躺在冰冷的雨地里任凭雨水湿透全身的时候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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