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骂起来。拉希德说那个顾客是猴子脸的乌兹别克人。有人掏出一把手枪。有人挥舞着烤肉的铁叉。按照拉希德的说法，拿铁叉的人是他。玛丽雅姆对此很是怀疑。 
　　他被塔伊玛尼区一家餐馆解雇了，因为顾客抱怨等待的时间太久；拉希德说厨师动作很慢，为人又懒惰。 
　　“我看你被解雇，很可能是因为打盹吧。”莱拉说。 
　　“别惹他，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 
　　“我警告你，贱人。”他说。 
　　“不是在打盹，就是在吸烟。” 
　　“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我没有。”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然后他就对莱拉动粗，挥起老拳击打她的胸部、脑袋和腹部，拉扯她的头发，推她去撞墙。阿兹莎尖叫起来，拉着他的衬衣；察尔迈伊也哭喊了，试图让拉希德离开他母亲。拉希德推开两个孩子，把莱拉放倒在地，不停地踢她。玛丽雅姆扑在莱拉身上。这时他不停地踢着玛丽雅姆，嘴角唾沫横飞，双眼放出恶狠狠的光芒，一脚又一脚，直到他再也踢不动。 
　　“我敢保证，有一天你会逼得我杀了你，莱拉。”他喘息着说。然后他气鼓鼓地走出房间。 
　　钱花光了，他们的生活开始蒙上了饥饿的阴影。如何填饱肚子竟然很快成为他们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让玛丽雅姆措手不及。 
　　如今，别说肉菜，光是白米饭也成了罕有的盛宴。他们每天用餐的次数越来越少，吃进的食物少得令人担忧。有时候，拉希德会买回一罐沙丁鱼和一些吃起来像木屑的面包。有时候，他冒着被砍掉双手的危险，偷来一袋苹果。他在杂货店小心翼翼地把罐装的馄饨装进口袋，他们把馄饨分成五份，最大的一份给察尔迈伊。他们生吃撤了食盐的芜菁。晚饭则吃发烂的莴苣叶和变黑的香蕉。 
　　突然之间，饿死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有些人选择了在饿死之前自尽。玛丽雅姆听说邻居有个寡妇捏碎了一些干面包，拌上老鼠药，给七个孩子全都喂了毒面包。她给自己留下了最大的一份。 
　　阿兹莎的肋骨开始从皮肤之下显露出来，脸颊上的肉也消失了。她的小腿变细了，皮肤变成淡茶色。当抱起她的时候，玛丽雅姆觉得她的屁股骨头好像要刺穿皮肤似的。察尔迈伊在房间里到处乱躺，无神的眼睛半开半闭；或者像一块破布那样趴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哭喊着说他要睡觉——当他有这个精力的时候——但是他睡得很浅，经常睡着、睡着就醒过来。玛丽雅姆无论在什么时候起床，总是有一些白点在眼前冒出来。她头昏脑涨，耳朵一直鸣个不停。她想起了当年每逢斋月开始的时候，法苏拉赫毛拉总是跟她提起的一句话：人们就算被毒蛇咬到也能入睡，但是饥饿的时候会睡不着。 
　　“我的孩子就要死了，”莱拉说，“就在我的眼前。” 
　　“他们不会死的，”玛丽雅姆说，“我不会让他们死的。一切会好起来的，亲爱的莱拉。我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极其炎热，玛丽雅姆把布卡穿上，和拉希德一起步行到洲际饭店。如今，公共汽车的车费也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等到爬上那座陡峭山丘的峰顶，玛丽雅姆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在爬坡的时候，她感觉到阵阵眩晕，有两次她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眩晕的感觉过去。 
　　在酒店门口，拉希德和一个门卫打招呼、相互拥抱。那人穿着红色的西装，戴着大盖帽。他们聊起天来，看上去彼此很友好。说话的时候，拉希德的手放在门卫的手肘上。他指了玛丽雅姆一下，他们两人朝她匆匆看了一眼。玛丽雅姆隐隐约约记得这个门卫很面善。 
　　门卫走进酒店，玛丽雅姆和拉希德在外面等待。从这个高地，玛丽雅姆能见到理工学院的景色，再远处是古老的卡尔卡纳区和通往马扎的公路。朝南看，她看到久已废弃的塞罗面包厂，连年的战火在它那灰黄色的墙面炸开几个大洞。南边更远处，她能望见达鲁拉曼宫殿的空旷废墟；许多年前，拉希德曾带她去那儿野炊。有关那天的记忆是一段往昔的遗迹，只是看上去，她仿佛不曾度过那段日子。 
　　玛丽雅姆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和显著的建筑物上。如果不让自己的思绪游荡开去，玛丽雅姆生怕自己会失去勇气。 
　　时不时有吉普车和出租车驶到酒店门口。门卫跑上来迎接那些乘客。他们都是些男人，带着兵器，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他们下车的架势全都一样：顾盼自雄，耀武扬威。他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进酒店大门，玛丽雅姆零零碎碎听到了一些话。她听到了普什图语和法尔西语，但也有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 
　　“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拉希德压低嗓音说，“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塔利班是他们的傀儡。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棋手，阿富汗则是他们的棋盘。” 
　　拉希德说他听到一些传闻，据称塔利班允许这些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秘密的营地，一些年轻人在那儿被训练成人体炸弹，为圣战组织卖命。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呸的一声，踢起泥土盖住那口痰。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玛丽雅姆和拉希德——跟在那个门卫后面，走进了酒店。他们穿过凉快的大堂，鞋跟一路嗒嗒地踩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玛丽雅姆看见两个男人坐在皮椅上，中间摆着两把来复枪和一张咖啡桌，他们喝着红茶，吃着一盘涂着糖浆的饼干和撒着糖粉的面包圈。她想起爱吃饼干的阿兹莎，然后移开了目光。 
　　门卫领着他们走到外面的露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无线电话，还有一张上面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他跟拉希德说那是他的领班的卫星电话。 
　　“你最多只能打五分钟，”他说，“不能再长了。” 
　　“谢谢你，”拉希德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门卫点点头，走开了。拉希德拨了号码。他把电话交给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听着咔嚓、咔嚓的铃声，思绪翻飞。她想到了最后一次见到扎里勒的情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l987年的春天。他站在她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拄着拐杖，身边是一辆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一道白线从中间将车盖、车顶和车厢分成两半。他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她，不时呼唤她的名字，就像她曾经在他的屋子外面呼唤他的名字一样。玛丽雅姆曾有一次把窗帘分开，只分开了一点点，朝他看了一眼。只是一眼，但足够看清他的头发变得蓬松而灰白，看清他已经有点驼背。他戴着眼镜，系着红领带，胸前的口袋依旧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最令玛丽雅姆吃惊的是，比起她记忆中的他，扎里勒消瘦了，瘦了很多，暗棕色的西装上衣松松垮垮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裤管在他脚踝堆积起来。 
　　扎里勒也看见她了，只不过是刹那间。隔着窗帘的缝隙，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多年以前，他们的目光也曾隔着另一道窗帘的缝隙相遇。但当时玛丽雅姆匆匆把窗帘合上。她坐在床上，等待他离开。 
　　如今她想起了扎里勒临走时留在她门口的信。那封信她保留了几天，放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把它拿出来，两只手轮流拿着它。最后，她没有把信拆开，而是撕成碎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她来到这儿，给他打电话。 
　　现在，玛丽雅姆为她年轻时那愚蠢的骄傲而后悔不已。她希望当时她请他进屋。请他进去，陪他坐下，让他说出他想说的话，这样有什么害处呢?他是她的父亲。他曾经不是一个好父亲，这没错，但是时至今日，和拉希德的恶毒比起来，或者和她已经见识过那些男人之间彼此冲突的残暴比起来，他那些错误显得那么平常、那么值得原谅。 
　　她希望她当初没有毁掉他的信。 
　　有个浑厚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通知她说已经接通了赫拉特市长办公室的电话。 
　　玛丽雅姆清了清喉咙。“您好，大哥，我在找一个生活在赫拉特的人。他以前住过赫拉特，很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扎里勒汗。他住在沙里诺区，拥有那家电影院。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那个男声中的愤怒清晰可闻。“这就是你打电话到市长办公室的原因?” 
　　玛丽雅姆说她不知道还能打给谁。“原谅我，大哥。我知道您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通电话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死。” 
　　“我不认识他。电影院很多年前已经关闭了。” 
　　“或许您那边会有人认识他，有人??” 
　　“这里没有其他人。” 
　　玛丽雅姆闭上眼睛。“求求你，大哥。事关几个孩子的生命。很小的孩子。” 
　　一声长长的叹息。 
　　“也许那边有人??” 
　　“这边有个大院管理员。我想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好啊，求求你问问他。” 
　　“明天打过来。” 
　　玛丽雅姆说不行。“这个电话我只能打五分钟，我不??” 
　　电话那端喀哒一声，玛丽雅姆以为他挂掉了。但她能听到脚步声，说话声，遥远的汽车喇叭声，还有一些不时被嘀嗒的声音打断的机器嗡嗡声，也许是电风扇。她换了一只耳朵听电话，合上了眼睛。 
　　她想像扎里勒对着她微笑，把手伸进他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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