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 
　　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 
　　“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那个店主给了他一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一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我应该记住他知道我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我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了。” 
　　“你走了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我开始以为我没事的，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的外貌像一个会计，耳朵上夹着一只铅笔。那人低头看了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我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一些代价了，这个人。’” 
　　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的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 
　　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了，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笑得那么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的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一个瘸子。”察尔迈伊说。 
　　“那么我猜的没错了?” 
　　“他只是来坐坐。”玛丽雅姆说。 
　　“闭嘴，你。”拉希德指着玛丽雅姆怒喝。他转向莱拉。“嗯，你都听到些什么了?赖里和玛姬浓重逢了。就像过去一样。”他的脸色变得冷冰冰。“这么说你让他进来了。进来这里。进来我的房子。他在这里，见到我的儿子。” 
　　“你骗了我。你对我撒谎，”莱拉咬牙切齿地说，“你请那个人坐在我对面??你知道如果我以为他还活着，我就会离开。” 
　　“难道你就没有对我撒谎?”拉希德咆哮起来，“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的那个哈拉米?你真把我当白痴啊，你这个婊子?” 
　　塔里克说得越多，莱拉越害怕他会停下来，越害怕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意味着轮到她说话了，轮到她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轮到她亲口说出他肯定已经知道的事情。每当他停顿下来，她总是感到一阵眩晕。她避开他的目光。她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看着离别这些年在他的手背上长出来的黑色的粗毛。 
　　关于他坐牢那些年，塔里克没多说，就说他在里面学会了乌尔都语。莱拉问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个姿势中，莱拉看见了生锈的铁栅、肮脏的身体、粗暴的男人、拥挤的监房和长满霉菌的天花板。从他脸上的沧桑，莱拉看得出那是一个卑劣、无耻和绝望的地方。 
　　塔里克说在他被捕之后，他母亲试图联系上他。 
　　“她来了三次。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她。”他说。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之后又写了几封，尽管他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到不了她手里。 
　　“我也给你写了信。” 
　　“真的吗?” 
　　“写了很多啊，”他说，“你的朋友鲁米说不定会妒忌我的高产呢。”然后他又笑了，这次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仿佛他既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吃惊，也为自己直承其事而觉得尴尬。 
　　察尔迈伊在楼上大哭起来。 
　　“那么，你们两个，”拉希德说，“又像过去一样了。我想你应该给他看了你的脸吧。” 
　　“是的。”察尔迈伊说。然后，他对莱拉说：“你给他看了，妈妈。我看到了。” 
　　“你的儿子不欢迎我嘛。”塔里克对回到楼下的莱拉说。 
　　“对不起，”莱拉说，“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别理他了。”察尔迈伊是一个孩子，一个爱戴他父亲的小男孩，他对这个陌生人的本能厌恶非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合情合理。想到这一点，莱拉有一种做错事和内疚的感觉，她匆忙转移了话题。 
　　我也给你写了信。 
　　写了很多啊。 
　　写了很多啊。 
　　“你在穆里住了多久?” 
　　“还不到一年。”塔里克说。 
　　他在狱中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交了朋友，他说，那人叫萨利姆，是巴基斯坦人，原来是曲棍球球员，多年来是监狱的常客，当时他因为刺伤一个便衣警察而被判了十年。每个监狱都有像萨利姆这样的人，塔里克说。这种人为人圆滑，而且门路很广，能够买通官员，替狱友办一些事情。这种人身边既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险。萨利姆找人替塔里克在外面打听他母亲的情况。萨利姆让他坐下来，像父亲般用温和的口气告诉他，由于流落街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塔里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度过了七个年头。“我算判得轻的，”他说，“我比较走运。原来那个审理我的案件的法官娶了一个阿富汗的老婆。或许是他可怜我吧。我也不知道。” 
　　2000年冬天，塔里克服刑期满，萨利姆把他兄长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塔里克。他兄长的名字叫萨伊德。 
　　“他说萨伊德在穆里开一家小旅馆，”塔里克说，“二十个房间和一个大堂，是个接待游客的小地方。他说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 
　　塔里克一下车就喜欢上穆里：积雪压枝头的松树，寒冷而清爽的空气，窗户紧闭的木屋，自烟囱袅袅升起的炊烟。 
　　在敲着萨伊德的房门时，塔里克曾经想：这个地方没有他所了解到的那种悲惨，生活的艰难和悲哀在这个地方全然成了天方夜谭。 
　　“我对自己说，这里是一个人们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地方。” 
　　萨伊德聘请塔里克看管大门和干一些杂活。第一个月是试用期，只拿一半薪水，他说他干得不错。塔里克说起这些的时候，莱拉仿佛看见了萨伊德；在她的想像中，他是一个眼睛很小、脸色红润的男人，站在住宿登记室的窗边看着塔里克劈柴和铲掉车道上的积雪。她仿佛看见萨伊德站在塔里克后面，弯下腰看着塔里克钻进一个水槽下面修水管。她仿佛看见他在柜台清点钱币。 
　　塔里克的棚屋在厨师那间小小的平房旁边，他说。厨师是个好管闲事的年老寡妇，叫做阿狄芭。他们两人的栖身之所和酒店的主楼是分开的，中间隔着几株杏树，一张长椅，还有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石头喷泉。每到夏天，喷泉会整天往外冒水。莱拉似乎看见塔里克在他的棚屋之中，坐在床铺上，望着窗外郁郁苍苍的世界。 
　　过了试用期之后，萨伊德付给塔里克全额的薪水，告诉他午餐不要钱，给了他一件羊毛外套，还给他做了一条新的假腿。塔里克说这个人的和善让他感动得流泪。 
　　拿到第一个月的全额薪水之后，塔里克到市区去，买了阿里安娜。 
　　“它的毛皮是纯白色的，”塔里克笑着说，“有时候，如果整天晚上都在下雪，第二天早晨你望出窗外，只能看见它的两只眼睛和一对鼻孔。” 
　　莱拉点点头。又是默默无语。楼上，察尔迈伊开始对着墙壁拍打篮球。 
　　“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死了。”莱拉说。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莱拉说不出话来。她只得清了清喉咙，鼓起勇气。“前来谎报噩耗的那个人，他说得跟真的一样??我相信他了，塔里克。我希望我没有，但我确实相信他了。当时我觉得很孤独，很害怕。不然的话，我不会同意嫁给拉希德。我不会??” 
　　“你不用这么做的。”他柔声说，避开了她的眼光。他坦诚地说出这句话，口气中并没有隐藏着责备或者怨怼。没有谴责。 
　　“但我答应他了。因为我嫁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塔里克。有个人你还不知道。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也坐下来跟他说话了吗?”拉希德问察尔迈伊。 
　　察尔迈伊什么也没说。莱拉发现他眼里闪烁着犹疑的神色，仿佛刚刚才意识到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已经捅了一个大漏子。 
　　“我在问你话呢，孩子。” 
　　察尔迈伊吞了吞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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