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年仅17岁而且刚刚被保释出狱不久的习仲勋，在家乡隐蔽一段时间后，适逢党组织急需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力对付反革命的武力，他即被派往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展兵运。可见，习仲勋同许多老革命一样，他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也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但他们一走上革命道路不久，就投入了军事工作。他们往往熟悉军队，特别是很善于做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长期军地交织的经历，使得他们成为了党内的通才。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搞军事还是领导地方工作，他们都是行家里手。

    “当时搞兵运，可是把头提在手里呀！”齐心凝视着天际如血的晚霞说：“我曾听习老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有出生入死的准备，就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

    我听得很受感动。意识到，当齐老说出以上的话，并不觉得习老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完全把他作为一个自己敬仰的老革命看待的，是作为党的骄傲和荣耀……

    “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这就是少年习仲勋当初的钢铁誓言，朴素而又坚定。17岁的少年，英雄孤胆，冒死深入敌营。这次兵运活动，可谓是旗开得胜。习仲勋同其他同志经过艰苦努力，发动了规模和声势仅次于清涧、谓华起义的“两当兵变”。两当是甘肃东部紧靠陕西宝鸡一个边远小县。县城处在秦岭峡谷之中，唯一的一条公路穿城而过，是扼守陕甘和四川的咽喉要冲。警备骑兵第三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好友。习仲勋利用这层关系进入该营后，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个人成立了党小组，并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还秘密提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革命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在此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30多名，从营到连、排、班都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成立了营党委，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该营已完全被我地下党控制。1931年秋、冬，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到两当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认真研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决定伺机而动。第二年春天，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客观分析形势，决定举行兵变，同时讨论了具体的行动事宜。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利用部队换防之机，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宣布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一次打出了红旗，公开了党的组织，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在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加之没有群众掩护而失败。
 
    ■跟上老刘继续走
 
    “‘两当兵变虽然失败了，但无论如何，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鼓舞了革命者的士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同时，这种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培养锻炼了干部。’这是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讲的令他终生难忘的一段话，当时对他鼓舞很大。” 

    齐老深情地说。这些观点，其实也是习仲勋自己后来对于这次兵运工作实践的认识和总结。革命在弱小时期，就是这样的艰难。虽然是道路泥泞、步履蹒跚，但总是在开拓中艰难前行，失败对于年轻的革命者打击是巨大的。那种黑暗中四顾无援，惊险未定、前途未卜的孤独与痛苦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体验的。

    今天回过头再看，西北地区的两当兵变同渭华起义、清涧暴动一样，是一次党领导的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武装暴动，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义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迫使他们调兵遣将，围追堵截。起义部队随即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减轻了其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有力地策应了陕北特委与刘志丹、赵伯平、马明芳、马文瑞等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在陇南山区和陕西西府高原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兵变失败后，机智勇敢的习仲勋只身来到照金地区，见到了刘志丹。好几天没吃饱饭的习仲勋握住刘志丹的手，只叫了一声老刘，就再也说不出话了。心中千言万语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刘志丹早就听说了习仲勋的情况，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眼下瞅着这个英俊少年满脸是汗地站在自己面前委屈难受的样子，顿时喜从中来，忙说：

    “失败算不了啥，要说失败，我比你失败得还多。我搞兵运，大大小小，失败了七十来次。我这是屡败屡战，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母亲，还能怕没有儿子？”

    刘志丹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把愁眉不展的青年习仲勋逗乐了。老刘当下招呼仲勋吃了饭，然后又同住一窑，两人彻夜长谈，开始了他们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的密切合作。

    就这样，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习仲勋被任命为军委书记，同刘志丹一道开始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以后又共同创建了南梁根据地，习仲勋担任苏维埃主席，刘志丹担任军委主席。从照金到南梁，这一时期无疑是习仲勋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青年习仲勋在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在激烈的战斗和白色恐怖下，反复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如果说，他在家乡学校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开展进步学生运动，还仅仅是一个勇敢而不无鲁莽的立志献身报国的热血青年，是一块成色不错的生铁，那么，这一时期的习仲勋，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了一块打不烂拉不断的特殊的合金钢——西北革命的中坚、栋梁。这一时期，他在人们心目中，是成熟精干的革命者，更是地方政权建设的领导人。他积极热情，沉稳老练，有空就到群众中去，很能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当时形成的这一感受，成为他恪守一生的信条。也是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困难、走出困境的秘密武器。善于联系群众，很会做群众工作，这也是刘志丹最看重青年习仲勋的原因。在刘志丹看来，军事工作是鱼，地方政权建设是水。鱼是一会儿也不能离开水的。因此，他器重习仲勋，大小事情都同他商量，对习仲勋工作的支持也是周全到位。在南梁的时候，一天早晨，志丹作为军委主席正在操练部队，见习仲勋路过，他就立即把队伍集合起来，请习主席讲话。目的在于提高他在军队中的威信。习仲勋讲的很精彩得体，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刘志丹的全力支持下，习仲勋工作热情很高，创新意识很强，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甚至还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使得南梁苏区搞得轰轰烈烈，成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和雏形。
 
    ■丰碑依旧在民心
 
    眼下，齐心老人坚持要去的甘泉县下寺湾义子沟，就是当年陕甘边苏区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前的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习仲勋当年住过的窑洞尚在，房东一家人仍然住在其中。

    夕阳的余辉里，汽车一直沿着洛河川向西前行，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颠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车子终于涉过无桥的河流，停在了义子沟村村口。偏远平静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尊贵的稀客，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拥上前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知道了，车上下来的这位戴着草帽、衣着朴素的老大姐，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当年那位“苏维埃习主席”的夫人。她如今是代表习主席回来看望大家来了。欢迎的人群一下子热闹起来。在热情好客的老区人民面前，齐心老人心情万分激动。她和几位白发老太太相互搀扶着步履急切地向习仲勋当年住过的窑洞走去。

    古老的窑洞，像一位百岁老者，仍然顽强地屹立在那有一棵老槐树的院子里。这棵老槐树，习老时常忆起，说是当年经常在树荫下开会，还给机关干部做过报告，给老乡们教过文化。如今又过了大半个世纪，槐树依然根深叶茂地生长在这里，槐花的余香、槐叶的清凉仍然弥漫在树下。窑洞和槐树，这是历史的见证，记载着当年的风雨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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