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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老人家的确看不够呀。那是一封短短的信,虽说只有简单几行字,三条小小的要求,可那是全村人的心愿和渴望呀。是全村人奋斗和企盼了整整60年都没有实现的理想,是当初以为只要建立了新中国就自然可以实现的目标呀。改造一条由村子通往县城的路把如今的晴天“扬灰”下雨天是“水泥”的路,改造成阴晴都可以通行的柏油路;给村子里修一所希望小学,让上不起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在村里就近上学;村里当年修的水坝已经成了危坝,需要加固,需要修补。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可这几十年间,怎么就没有能够实现呢?这是她心里最觉难受的。
“我们建国几十年,欠老区人民的实在太多,回报他们的实在太少。”
这是习仲勋晚年时常感叹的不已的一句话,也是他成天念叨着要回老区看看的一块放心不下、了不净的心病。记得1983年夏天,延安地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经济工作汇报会。笔者作为行署专员秘书,有幸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央首长除了邓小平和胡耀邦派女儿和儿子代表到会,几乎全部都在场。习仲勋在会上发言,说到动情处,直爽的性格不能自持,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进城了,当了大干部,可我们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呀,不能不顾他们的死活。连吃饭穿衣都还成问题,我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于心何忍呀!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能无动于衷呀!宋平同志(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你表个态吧,交通问题怎么解决,资源开发的项目怎么摆布,农业发展的投资怎么解决。”
老人家当众慷慨陈词,一席话把许多人都感动哭了。十多年过去了。万里和宋平同志当场表态要研究解决延安的交通问题和工业、经济发展问题。习老代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语重心长的话语,许多年后,仍然在延安的干部群众中流传着,成为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动力。
汽车转过几道湾,郝家桥村看不见了。齐心老人兴奋的心平静不下来,她还沉浸在“回家”的激动中,仿佛是仍处在那些亲热的父老乡亲中间。
■子洲陵上拜子洲
由郝家桥返回县城,很快就到了子洲陵。人们习惯上叫子洲陵,其实是“绥德县革命烈士陵园。”。陵园位于大理河南岸的雕阴山下,这是1957年以李子洲烈士之墓为主修建的。
在柏树成荫的陵园中,耸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上面携刻着一千五百多位绥德籍革命烈士的英名。齐心老人面对着塔碑深深三鞠躬,表示深切悼念。她围着塔身,仔细寻找着熟人的名字。随后又来到塔后的烈士纪念馆,这里有李子洲等数十位烈士的生平简介和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和题词。在李子洲遗体照片前,她伫立良久,尔后拾级而上,瞻仰了“李子洲烈士之墓”。
齐心老人深知李子洲同志是陕西革命的先驱,在创建陕西和陕北中共党团组织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骨干作用,他是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和许多西北老革命都非常敬仰的一位革命先烈。
“李子洲是著名的西北革命先驱。许多年轻人只知道子洲县而不知道李子洲了。”齐老说着,显得很痛心的样子。
1892年出生于绥德城里的李子洲,一直是陕西人的骄傲,更是陕北人的自豪。他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他和同学们一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1923年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李子洲回到家乡,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开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他指导学生阅读《向导》、《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成立学生会,出版《陕北青年》杂志,引导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他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指导下,1924年底,绥德成立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一年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也在这里诞生。随后,他又相继指导和派人帮助在榆林、延安等地建立党团组织,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并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阀石谦部队做兵运工作,先后发展了百余名官兵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1927年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在西安成立,他任执委,分管组织工作。后成立陕西省委,他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兼任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1926年11月,李子洲代理陕西省委书记,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强不屈,直至病逝牢中,年仅36岁。
“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这是李子洲烈士告别人世时留下的一句话。齐老在李子洲陵前鞠躬默哀。如果说西北革命是一颗参天大树,李子洲就是一粒种子,或者是一个最早播散种子的人。他在西北革命中的影响和地位就如同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一样。关于李子洲的革命事迹,齐心在绥德工作时听到很多。在陵园休息室,当地负责同志请她题词,她欣然允诺,用颤抖的手,饱蘸浓墨,写了“革命先驱”四个大字。在她看来,这样的人物,就是要大力宣传。
■九贞观今何在
习仲勋是个急性子,他骑马来到绥德上任,一路风尘扑扑、马不停蹄。进城以后,直奔地委机关所在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先他两个月上任的地委副书记白治民早已领着大伙等在观院门外。大家一见如故,亲热地握手问好。年轻英武的新任地委书记是大家早已熟知的西北老革命。他的到来,同志们打心眼里高兴,连机关的伙夫都乐得合不拢嘴。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白治民是春节前就上任的。他是清涧人,一个性格沉稳、忠厚本分的青年同志,他和地委班子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真诚地叫人在大院的墙壁上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到绥德地委领导工作”,以表示对这位年轻有为的领导者的信赖和拥戴。那时候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淳朴而真诚的。上下级之间平时相互尊重,但有时开会讨论问题却会争得面红耳赤。
绥德城内山崖下的这座“九贞观”,原本是明清时期的一座道观。大革命时期,在省立绥德四师校长、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领导下,这里是绥德县农民运动活动中心。1927年,古历正月初七,正式建立县农协总会。雄伟的“九贞观”大殿,成为农协总会的机关办公处。眼下又成了地委机关办公的地方。
在习仲勋来绥德之前,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接替了绥德警备司令部的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军防司令部领导。习仲勋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此时,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委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战功赫赫的高级干部与将领云集绥德,显然是加强了这一带的领导力量,但也无疑增加了地委组织、协调与一元化领导的难度。对于地委书记习仲勋来讲,也是前所谓有的考验。他既要领导部署好地方自身的工作,又要兼顾全局,统筹抓好全盘,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任务也很繁重。
加之对敌斗争的形势也很复杂。早在大革命时期,绥德就是红白对立严重的前沿。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渡河西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的安全。加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插手,派反动的何绍南作为督察专员进驻绥德长达两年多,使得此地的形势更加的复杂,冲突很多,摩擦不断,绑架、暗杀共产党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再加之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直至1939年之前,绥德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后中央决定派120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这才赶跑了何绍南……习仲勋到任,了解了这些情况,特别是发现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低,甚至有人还盼望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情况还真同关中分区和其他老区不大相同。习仲勋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但他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毛主席派自己来的用意。他经过一段深入的调研思考,结合形势任务和绥德实际情况,在地委会议上郑重提出:
“同志们,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教育干部群众看来是我们当务之急啊。”
他说着,看了看在座的每一位同志。这些同志,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穿便服的,有穿军装的,还有便服加军装的。有穿农民服装的,也有穿中山装干部服的,有嘴里咬着旱烟锅子的,也有抽纸烟的,有满嘴陕北腔的,还有外地口音的。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实际上存在着种种的矛盾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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