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李连碧讲了许多解放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时的情况，末了很有感情地说：“习老和马老他们是西北革命的精英人物。你们年轻，又能写，以后可以把他们的革命经历写出来，对青少年是很好的教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宝鸡渭河边上一家新建的宾馆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习仲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会客厅里光线很好。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等待。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身着整洁深色中山装的习老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他，使那笑容可掬的脸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们站起来。李连碧迎上前去。 

    “噢，连碧同志，你身体还好吧?” 
    “我好着哩，还是瘦。习老身体好?” 
    “嗯。只是还不能称老。在西安也许勉强可以‘称老’，到了北京就不行啦。我才70多，北京80岁的人还多哩。”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大家也都笑，原先思想上的那一点紧张和拘束感顿时像小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了。 

    接下来，李连碧把我们3个人一一作了介绍。说到我的时候，习老问：“你这么年轻，有多大岁数?” 

    我说：“30岁了。” 
    习老说：“嗯，三十而立。政策研究室是常委的智囊团，你们几个是笔杆子吧。” 
    张勃兴打趣说：“都是大笔杆子，省委专门挑选出的。” 
    习老很高兴，要大家坐下说话。 
    张勃兴又说：“习老，李主任他们4个人是昨天连夜由西安赶来的，路上车还坏了，早晨5点多钟才到，几乎一夜没睡觉。” 
    习老说：“大家辛苦了，特别是连碧同志，也70多了吧。你是我点的名，50年代，你就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一说要在陕西找人写文章，我首先想到了你。他们几个是你的助手吧。” 
    李连碧说：“习老有什么想法就说，我今天还是你的秘书长。” 
    “对，咱们再合作一次吧。” 

    大家都乐了。客厅里的气氛更加宽松而愉快。一夜辛劳，随着一阵谈笑风生，早已不知去向。习老开始谈自己的想法。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呀!班禅大师比我小20多岁。1951年他应中央政府之召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签字仪式，路过西安我们见面时，他才十四五岁，长得眉清目秀，和善聪慧，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要由青海动身回拉萨去，西北局负责派员护送，我还专程赶到西宁附近的塔乐寺为他送行。那次临别，他哭了，握着我的手说：‘习书记，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我和班禅大师从此成了知己朋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拥护，对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真诚拥戴和热爱，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从个人交往来讲，我们相处很好。他对我很信任，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就找我来谈。直到去世前这一次进藏，他还专程到我家里告别。我见他胖得走路都不灵便，便提醒他说，你可不能再胖了，太胖对心脏不好，他笑着说，习书记，我这是专门养的老佛爷形象，藏族僧众看到我瘦了不好。我说你老佛爷形象也得符合医疗保健呀。他说他还年轻，等这次回北京就减胖。我这才放心了，两人手拉着手，我送他出门上路。谁料到他会一去不复返……” 

    习老讲到这里，停下来，由衣兜里摸出手帕擦眼泪。我们几个人都被他的真情所感动，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眼睛。 

    “班禅大师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争取西藏自治区的文明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不幸逝世后，中央决定要我写一篇文章来悼念，并建议由中央统战部负责起草，我想来想去，还是到陕西找人一道来写。我对班禅大师的感情要体现充分。语言要平实真诚。要突出他的爱国思想和热爱西藏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要突出我个人，更不要居高临下，政治说教。原先有人写了一个稿子，毛病就是借机突出个人，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相比，个人又有多大的历史功劳?有什么值得标榜，值得宣扬呢?我们有些同志为此吃过大亏，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将来还要吃大亏!” 

    说到这里，习老显得有些激动，也有些生气。似乎还要说点什么，又把话强忍住了，说：“好吧，我先讲这么多，你们先讨论提纲，写出个初稿来我看了再说。原先那个稿子中的一些材料也可以吸收。” 

    那次见面，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习老谈话的时间，最多也就半个小时，但他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简约深邃，动情透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次强烈的感召和震撼。对于我，更是深切地体会了情真意切、胸怀坦荡和虚怀若谷这样一些成语的真正含义。第一次见面，我上了生动深刻的一课。等到过了不惑之年，经历过更多的人事之后，回想起来，就越发感到习老那浓缩了的耐人寻味的话语，格外值得咀嚼。 

    第二次见面，大约是过了一周。纪念班禅的文章定稿后，习老要回北京了，李连碧去送别，回来说：“习老提出要见见你们几个。”于是，在西安人民大厦后五楼，我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他当时有些伤风，正在吃药，但却不顾医生劝阻，执意要同我们谈谈。一见面，习老就说：“我对连碧同志讲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就这么定下来，可以发稿了。《人民日报》催得很紧。” 

    李连碧说：“时间太仓促，他们3个人每人写一部分，我最后统的稿子。” 

    习老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分工负责，各写一段，我看不错。文章写得很有文采，动了感情。我修改的时候，又一次掉了眼泪。”李连碧说：“他们3个人，都是学文史的，善于修辞。” 

    习老说：“还有一篇文章要写，是纪念王炳南同志的，早就说要写，一直没有动笔，随后如果需要，请你们几位到北京来写。” 
    李连碧说：“这完全可以。” 

    我们几个人也都点头表示同意。 

    习老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很动情地说：“西北革命中，我们牺牲了许多好同志呀，他们的事迹，至今知道的人不多。像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他们的斗争经历都十分丰富，很值得写。你们年轻人，可以抽出时间，做做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很有必要。” 

    习老语重心长的这段话，坚定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和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次拜见习老，是9年之后，即1997年4月在深圳。此时我已在延安市委任职工作，为希望工程募捐到了特区。听说习老住在这里，就很想一见。经同秘书联系，说习老须静养，谢绝会客。第二天，我却出乎意外地接到电话，说习老提出要见延安来的同志。我很感动。近十年不见，习老身体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他一见面便问：“听说你回到延安工作，这很好。我也很想回延安看一看。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 

    我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 
    “石油和煤炭开发怎么样?” 
    “原油年产量达到100多万吨，煤炭产量突破600万吨。” 
    习老高兴地说：“这几个大项目都是1984年你们在北京召开经济汇报会上定的。” 
    我说：“就是。那次会议筹备我也参加了，习老对我们工作支持很大。” 
    习老说：“中央应当支持延安的建设，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 
    随即，习老又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 
    我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 
    习老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但是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陕北的荒山绿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可以做大文章。” 
    我点头称是，心中十分感动。80多岁高龄的老人，大病初愈，却如此关注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怎能不令人感动。 
    “延安的老乡生活怎么样?”习老又问。 
    我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 
    习老说：“这很不简单，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主要是走生态农业的路子，就是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老耕作习惯，改变单纯的打坝修梯田的办法，讲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显著成效。群众讲是‘山绿、河清了，民富了’。枣园乡有一个庙沟村搞得最好。江总书记视察后充分肯定。” 
    习老很高兴，又问：“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3年之内脱贫。”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