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历史的瞬间值得永远定格

    1934年11月4日至6日，正是南梁山中寒风吹起的季节。漫山遍野的五花树叶开始飘落。但梨园堡中心的关帝庙里却是锣鼓喧天，标语铺地，一派热闹景象。这里破天荒地召开着一个会议。当地的老百姓，人老几辈子都没经见过这么隆重的场面和这么神圣的阵势。更令大伙儿惊异的是，他们自己，无论是贫雇农还是揽工汉，并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参加会议的。它们的胸前，都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他们看见，以前庙会唱戏的台子上，坐着他们熟悉的态度和蔼的刘志丹和习仲勋。还有许多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后来才知，那些坐在刘志丹和习仲勋旁边的人，有吴岱峰、惠子俊、杨森、张秀山、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个个都是根据地各方了不起的领导人。这些苏区的精英人物，他们面对着台下100多名工农兵代表，脸上的表情都显得特别严肃。庄严的陕甘边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召开，国际歌声响彻在南梁堡的上空。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录音机，使这催人泪下的历史性重要会议，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传颂在口头上。会上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根据地的文件和法令。特别是在刘志丹的提议下，会议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牛永清为副主席。全场掌声雷动，老百姓投票选出自己的“政府”和“官员”，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政府下设土地、劳动、粮食、财政、肃反、文化、工农监察、经济建设和妇女等委员会，凡大家要办的事情，就都有一个“衙门”来管。李生华、张钦贤、呼志禄、杨玉亭、郝文明、蔡子伟、惠子俊、马锡五等分别 执掌着这些“衙门”的事情，大伙把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委员长”。其实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可比那位自封的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要伟大得多。妇女们的心情更是激动，他们看到了自己的领导高敏珍，她是南梁第一任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很快的，蔡子伟成了最忙活的人，他担任政治秘书长，老百姓习惯地把他称作“蔡总管”。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大会还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会上还宣布建立了华池县和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此后又建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贾生秀、边金山、强家珍分别担任华池、赤安、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三县分别辖小河沟、东华池、林锦庙、阎家坬子、玉皇庙、马孤子、荔原堡、白马庙、花豹沟、刘坪、阳胍沟门、尚湾及紫坊畔、脚扎川、陕西白豹、吴旗与高河、温台、城壕、白岔沟门、武家河、乔河、庙巷、土坪等地。

    重温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正站在梨园堡陕甘边根据地纪念馆的展室里，望着习仲勋亲笔题写的“南梁革命纪念馆”陷入了沉思。1934年11月7日，即代表大会两天之后，在梨园堡河西的川台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3000多名贫苦农民群众，庆阳、合水、保安、安塞、靖边等各路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参加了大会。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分别讲了话。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和工农兵各界代表都发了言。大会举行了阅兵仪式，刘志丹、习仲勋等检阅了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18个赤卫军大队。晚上举办了文艺晚会。老百姓欢天喜地，庆祝自己当家作主的节日。

    1935年1月25日至28日，亦即半年之后，在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支持下，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苏区赤源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至此，两块根据地南北呼应，相映生辉，闹红了陕甘宁边区的天空。

    苏区地方政府成立后，紧接着就是“扩红”。1934年冬至1935年春，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苏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使红42师扩充到2000余人，各县游击队扩大到3000余人，赤卫军增加到5000余人。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谢子长在白庙岔主持将陕北红军各独立团整编为红27军84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随后组建了吴堡和神府独立团。谢子长将军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建立正规红军武装的夙愿。

    陕北和陕甘边原本就是一家

    1933年底，因受左倾路线排挤被迫离开部队受训，后又到张家口参加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的谢子长再度受党组织派遣，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今天来看，也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谢子长一返回陕北，就在马明方、马文瑞领导的陕北特委配合下，恢复了原先转入地下的红一支队，紧接又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并亲任总指挥。陕北红军游击队在他的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断壮大。经过近一年的浴血奋战，到1934年秋天，即南梁苏区政府成立之时，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也遥相呼应，迅猛发展，相继建立了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三团，陕北游击队扩大到30多个支队。 为陕北苏区的建立和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保证。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于十多个县组建了中共县委和革命委员会，遂使绥米葭吴边、绥靖延边和安定三块分割的苏区联为一片。1934年春，国民党发动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７月下旬，谢子长等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同红26军会合。两地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共商破敌之策。会后陕甘边区党政军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圆支援陕北游击队，并派红26军42师主力红三团随谢子长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疯狂围剿。红三团北上后，刘志丹指挥红四团和各路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作战，既策应了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也保卫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在反围剿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英勇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继续长途奔袭，指挥部队作战，致使伤情加重。 

    陕甘边、陕北苏区政府的成立和两地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令国民党统治者寝食不安。特别是两地联合开展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敌人极为震惊。1935年1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豫、晋、绥6省7个师计5万多兵力，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集中力量，共同抗敌，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区的革命武装。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成立了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为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与敌作战，1935年4月13日，习仲勋率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转移到陕北甘泉县的下寺湾开展工作。面对强敌的残酷围剿，根据地人民与游击队密切配合，把粮食、灶具埋掉，将牛羊赶入山中，神出鬼没地袭扰牵制敌人，针锋相对地与敌周旋，配合反围剿斗争。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带领红军主力，充分利用国民党杂牌军之间的派系矛盾与敌斗智斗勇。经过五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了井岳秀的一部和高桂滋的两个团等正规军5000余人，消灭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8000余支，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在甘泉、富县等20多个县开辟了游击区或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发展红军4000多人，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根据地面积达６万平方公里，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同年7月，红军胜利收复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12月底，刘志丹、吴岱峰带领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县隆安、平桥等民团。

    养伤中的谢子长仍然关注着战局变化。刘志丹在战斗间隙到安定县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看望谢子长。战友深情感人至深。他们还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刘志丹对年长自己并富有斗争经验的谢子长一贯都很尊重，谢子长也看重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尚人品。两人的思想境界都很高。据马文瑞同志回忆，谢子长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不光思想活跃，政治上坚定，且很有长者风度，同时又是很会会带兵打仗，也很会作群众工作。他为人性情直爽，说话幽默风趣，心胸格外坦荡，平时衣袋里总是装着炒豆子或炒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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