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同志和老乡，就抓一把递到人家手中，像是见面礼，大家的感情一下子就亲近了。在他影响下谢家三代参加革命，有9人壮烈牺牲，可谓满门忠烈。在马文瑞的回忆里，刘志丹有胆有识，敢做敢为。除了超人的军事才能之外，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觉悟和文化修养的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做事严肃认真，平时不苟言笑，组织纪律性很强，善于团结同志，像周总理一样，在西北老革命中威信很高。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崇高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刘、谢两位战友，他们之间根本没有 旁人所猜测的“山头之争”。许多历史的细节，由于文献的缺失而出现了某些个争议。但大的历史脉络，却是异常的清晰。那就是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是党内公认的民族英雄。如果把毛主席比作太阳，刘、谢和习、阎、马等就是天上的北斗星，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用星火照亮过西北人民的心灵，导引了人民前进的方向。

    开辟东地区是连通两块红区前奏

    1935年春，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配合延安、安塞等游击队和宜川、甘泉的“抗捐军”，扫除民团据点，形成了一大片敌人统治薄弱的游击区域。为了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困难，刘志丹、习仲勋派马文瑞率领武装工作队，深入该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开辟了陕甘边东区根据地，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成立了东地区革命委员会，马文瑞当选主席。又先后成立红宜、赤川两县临时革命政权，在北起延长，南达韩城，东抵黄河，西接南梁中心根据地的方圆百余公里范围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大了四千多平方公里。陕甘边东地区的开辟，有效地解决了苏区和部队给养困难，也扩大了战略回旋余地，使红军出征有了更强有力的后方依托，客观上起到了连通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前奏。

    眼下，七十多年过去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历了反复的荣枯更替，生死轮回。一切的变化都令人感到吃惊，但日月星辰的光辉没有改变。当我在照金、南梁、南泥湾、临镇一带采访，发现至今老乡中还流传着当年“闹红”的歌谣。人民歌唱着刘、谢、习和马文瑞，歌唱当年率领民众闹红的人们，歌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歌颂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生活，歌颂自由平的精神欢乐——“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那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爱吃剁荞面，赶快压饸饹……”那种热情洋溢的情形令人万分感动。

    在那历史的回声之中，你首先想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客观来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营造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因此很难讲哪个地方的功劳最大，那个具体人的功劳最大。这也是唯物史观决定的，群众创造历史，并非是英雄创造历史。因为革命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系统工程，是接力赛，要团队精神，是不断的需要有人探索牺牲，不断的经受挫折和考验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而被推向前进。是在没完没了，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风起云涌，声东击西，南呼北应的反复搏斗的过程中，这才形成了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排山倒海、势不可当的燎原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有了不起的贡献，至少提供了某种教训，至少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就某一地区而言，同样也是这样。如果当初没有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失败，也就没有南梁根据地的建立。辉煌的历史功绩是大家共同创造。各地区各个时期数不清的革命先烈起到的作用更是无可估量。比如陕北革命先驱李子洲等，他们虽然牺牲得很早，但作为革命先行者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却是相当之大、相当深远。他们就是西北地区的李大钊，像一面旗帜，又像一把火炬，在大革命初期，在迷茫与黑暗中，导引着人们前进。还有陕北早期党的领导人白明善等，他们同样是功不可磨。

    当我行走在南梁的黄土山道上，面对那寂静的山野和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住过的早已是破败不堪，甚至已经很难辨认的窑洞，即感到了一种深深地愧疚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作为享受着革命成果的人，我们有责任把那已经沉寂下来的辉煌历史还原复活，写真再现，作为精神遗产继承下来，教育自己，激励后人。要千方百计让那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众多的历史人物获得永生。

    井冈山道路是拨开迷雾的灯塔

    西北地区，是中华大地偏远闭塞的一隅。它的当初的落后与闭塞，当你走进南梁，面对那蜿蜒山路和寂静梢林的一霎那即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真正是与世隔绝的地方。你想象着，当初这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台，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外边的消息，主要依靠信使。同上级组织几个月甚至整年失去联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上级的一条指示和情报，等到派人送来早已经过时。何况常常还会出现上级在完全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的路线方针，往往反倒成为斗争中最令人头疼的阻力和障碍。 

    然而，幸亏有黄埔军校出身，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思考的刘志丹；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求真务实的谢子长。有那么多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养成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领导者，才使得西北革命，在总体上没有偏离正确的航向，那就是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之下 ，更是在兵运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反复失败的情况下，包括流血牺牲的教训中，才最终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与创新

    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革命斗争中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使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使陕甘革命斗争由流动的游击区域变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标志着西北红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革命斗争实践上的成熟，为党中央将西北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南梁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都是开拓创新。例如颁布了“十大政策”，即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优待俘虏和各种社会政策。在边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下，各县、乡立即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为了改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边区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因缺少牲畜而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从无到有。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和发行了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这些如今已经成为文物的纸质粗糙的手工刻制的油印宣传品，第一次把文化的信息和气息传播到了封闭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人老几辈儿没念过书的梢山农民，手中捧着这样一份刊物，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是远比我们今天面对计算机和软件还要惊异和高兴。开天辟地的事情，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者，又都是开拓者、改革者和建设者。南梁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即创办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霍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共有学生60多名。教学设备虽然非常简陋，但校长和教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很强。校长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学校从实际需要出发，开设了文化、政治和军事等课程，看的出，一开始就突破了旧学，实行完全的新式教育。1934年10月，在梨园堡还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吴岱峰兼任副校长并主持工作、习仲勋兼任政委。 南梁政府成立后即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迁到豹子川的张岔，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课，同时兼搞生产和军训。此时，马文瑞来到南梁，应邀担任政治教员。  

    制度的形成，和经济建设也是完全的创新。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财政委员会按规定统一配发，即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还规定“党政军的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南梁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此，边区政府在梨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农历每旬一日为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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