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进来。针对南梁地区流通货币极不统一，各种纸币贬废迭起，人民深受其害的现实，边区政府于寨子湾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在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发行了用布制作的“苏币”。面额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四种。在此期间，边区政府还发行了“陕甘边苏维埃银行券”，明令禁止国民党钞票和地主豪绅的“帖子”等在苏区流通。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人口很快翻了一番多。

    “三大法宝”创造历史辉煌

    毛泽东主席是最善于归纳和概括历史的政治家。中国革命千头万绪，斗争形式瞬息万变，面对强敌，我们手中应该掌握怎样的“法器”？延安时期，毛泽东精确地概括出“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历史，也正是这“三大法宝”的神奇威力，使得西北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工农武装割据”，其基本内容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如何更有效地实行，经过反复的实践，刘、谢、习等终于摸索出一条具有陕甘边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即根据当地实际，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首先以农民为土地革命的主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活动；其次以农民为革命武装的源泉，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再次与农民群众结为建设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统一战线是我党独创的应对复杂局面团结民众、孤立强敌，克敌制胜的特种武器。陕甘边时期不仅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以及“绿林”武装、哥老会发展统战关系，同时也在国民党地方官员、士绅之间讲统战；不仅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中做统战工作，而且在进行根据地建设中也特别注重发挥统战工作的特殊作用。加强党的建设更是陕甘边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排除干扰，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 

    “陕北根据地是落脚点和出发点”

    1975年9月1日，邓小平在同《万水千山》剧组主创人员交谈时讲：“陕北根据地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他这里所讲的“陕北根据地”，实际上就是指“西北根据地”，应当包括陕北和陕甘边。其实，这话并不是小平同志的发明，而是暗引了毛泽东的论断。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在不少场合讲过同样的话。而且明确注解，就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以后这自然成为了全党的共识。邓是一个既严谨又很讲实事求是的人，他不同意的观点，绝不会轻易引用。他也是一个很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政治营养的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内涵且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细节。两代伟人都这么评价，可见是意味深长。

    其实西北根据地，还有一个更加伟大而深远的贡献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为邓小平同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当年的陕甘宁边区，即是在西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当时情况下争得蒋介石认可的合法的“特别行政区”。这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而言，亦可谓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毛主席讲，“陕甘宁边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地”，这就意味着要出经验，出政策，也出制度创新。“陕甘宁边区”本身实行“三三制”领导体制，就是我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手段，努力争取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几十年后，大智慧的邓小平由此生发出灵感，用于解决棘手的香港、澳门问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效。饮水思源，追根求本，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的西北根据地，为此功不可没。长期以来，民间有一种说法，“是中央挽救了西北，还是西北挽救了中央？” 这个问题提得本身就很不辨证。把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硬是人为对立起来。事实是，如果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不来，已经开始了的“错误的肃反”也将断送西北革命成果。因为当时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在内的军队营以上，地方县以上干部统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抓了起来，即将枪毙、活埋。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派人制止，命令“刀下留人”，才避免了一场屠杀。因此，西北人民在歌中唱到“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是由衷之言，是肺腑之语。但值得骄傲的是，西北根据地这硕果仅存的一片，的确又是十分重要的，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历史地承担起了“中国革命放在西北的任务，”那就是所谓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践证明，两大任务都完成的很好。

    革命熔炉造就国家栋梁

    在西北广大群众中，特别是老区群众，无论男女老少大多也没有经见过当年的阵势，却多少都能自豪地叫出老革命的名字，都能讲述几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闹红”故事。 久而久之，刘、谢、习、阎、马等老革命，就像是文学名著中的典型形象，变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我就曾经同一个当年的堡垒村的老乡口中得知许多有关的信息。村民如数家珍，普遍认为：刘志丹英明，谢子长英勇，习仲勋精干，阎红彦果敢，马文瑞坚毅，王世泰宽厚，吴岱峰顽强……，后来才知，他们小学的乡土教材中，就有以上的内容。许多人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还有的地方，凭的是一代又一代地心口相传。但谁也说不清，从南梁走出去的老革命究竟有多少。许多老革命，当年只是十五六岁的红小鬼。是在南梁这个革命的大容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当我写着这篇文稿时，唯一还健在的是年近百岁的张邦英老人。这位1910年出生的世纪老人，他曾是我党耀县中心县委第一任书记，后又参加了渭华暴动、照金根据地建设和南梁根据地的斗争。曾经长期担任过南梁根据地南区区委书记和游击队领导人。眼下也算是西北老革命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寿星。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曾经多次采访过他老人家。建国后长期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的他，处事谨慎、态度谦和，回顾历史从不居功摆好，更加令人崇敬。在此南梁根据地创建70周年纪念之时，谨向他老人家致敬问好！

    当我一连几十天，兴致勃勃地行进在陕甘高原那无穷无尽的丘陵沟壑间；当我在子洲、绥德、米脂、佳县、神木、府谷、榆林、清涧、子长、延安、延长、宜川、甘泉、安塞、庆阳、华池、环县、合水等县拜访老党员、老革命，瞻仰中共陕北和陕甘边特委在偏僻山村中的几十处依稀可辨的故居、旧址；当我由当地党史办、县志办搜集了两大箱有关的文献资料，我的心灵像一叶小舟，日夜徜徉在那个凝固了的革命史诗深刻而感人的意境之中。总之，当我亲历了那片群山日月晨昏的交替，风吼泉鸣的神韵，感受了一个人长久独行于羊肠小道上的孤寂与蜷宿在山窑岩崖下渴饮山泉饥啃干粮的苦涩，我终于明白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整个黄土高原所强烈展示出的这种风采，正是对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概括写照。许许多多以后担任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重要领导职务的西北老革命，正是在这异常艰苦的特殊环境中磨练出来的。 

    实地采访归来许多年了，我的脑海中仍然时不时地就会被那雄浑的山峦，被那“像装满奶汁的乳房一样的开垦过的黄色山头(何其芳语)”占据着。当我以后再见到那些仍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革命，同他们交谈，陪他们一道散步，注视着他们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阅读书报、批阅文件，或是挥毫题诗作画，我就惊异地发现，他们那也许并不高大结实的身材，也许并不开阔的前额和并不一定宽厚有力的肩膀，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象征，那就是如同陕甘边浑厚的黄土山峦一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扎实朴素的魅力。这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西北地区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人民群众。当你见到他们，就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近。他们面对着你，那专注纯净的目光所透出的心灵的质朴和由嘴角暗示给你的坚毅和刚强的神情，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山恋——坚定不移、坚忍不拔，豁达大度、含蓄谦和，质朴雄浑、一往情深。这一切，正是陕甘边山峦所展示给人们的那种伟岸风范。正是这种风范的魅力，吸引着我，以我生命的激情，吟唱这首永不凝固的史诗。

    2009年8月19日于北京

    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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