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警告”，是三条原则。第一，不扰民。第二，不私斗。第三，不梗令。不扰民、不梗令之说，都是大道理，不过泛泛而谈；湘军、淮军将领也不能杜绝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当不得真。不私斗，则联系前不久刘、陈对杀之事，予以针砭。经刘铭传、李鸿章汇报，曾国藩已经知道起因在于抢洋枪，所以说“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不再一味批评，而尽量持平。但是，“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后“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风范；郭子仪祖坟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责，是名臣度量。“该镇”虽被刘铭传“软禁”，但所受侮辱远不及此，务必以韩、郭为榜样，“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初出兵时，曾国藩所部与绿营“私斗”，他忍耻包羞，南下衡阳，固然是修养高，但也跟当时形势有关 ；陈国瑞号称“名将”，一日之间，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纵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责怪刘铭传下手太狠。没有任何补偿，光让他息事宁人，实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陈国瑞看来，刘铭传是曾国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军，即使罪责相当，揆之严于律己之义，也应稍稍重责刘而抚慰陈；但是，对于淮军将领，曾国藩并不像指挥湘军那样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刘铭传名义上归曾国藩节制，其实并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权还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刘、陈争斗后，恐怕曾国藩因此责怪刘铭传，李鸿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责怪之意：    
    　　“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东偶迟，致受薄惩，又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    
    　　省三，刘铭传字。“入东偶迟，致受薄惩”，指此前刘铭传奉旨随曾国藩往山东剿捻，因不愿受僧格林沁节制，故意拖延时间，受到朝旨谴责 。此信用词委婉，意见却很坚定。刘铭传出自李鸿章帐下，李对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国藩若依法办事，则是对他的“苛求”，他必然会闹情绪（“必不自安”），以后的合作也不会愉快（“无以策励将来”）。必须批评的话，也只能由李出面，而不能由曾发难（“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勿加苛求”）。形势、人事，都迥异于统带湘军，所以曾国藩回信，也只能说：    
    　　“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国藩于季荃细商两次，始定为二批：一宣示，一密告。……旋又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 ；    
    　　季荃，李鹤章字，鸿章弟。他当时总理营务处，是曾国藩和淮军将领之间的润滑油。由此信可知，只因为刘铭传“最爱体面”，所以硬生生把拟定的处理意见（“宣示”和“密告”的批文）压下（“一并秘之”），以示“爱惜”“令器”。身为统帅，碰到“骄纵难制”的下属，竟不能直率批评，这样的军队怎么管理的好呢？自己的部将管不好，又怎么让陈国瑞这个客军将领服气呢？    
    　　曾国藩自知理亏，陈国瑞绝不会服气，所以苦口婆心讲了一番“歪”道理，还是要采取高压政策，讲几条“硬”道理：“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将八千人裁撤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内，不许与淮军同扎一处。第三，去掉官衔中“钦差”字样，不许自河南粮台以外领取军饷。裁军，是削弱其力量；不许与淮军靠近，是限制活动范围；明确规定饷源，则从经济上加以制约。以上三条，陈国瑞“梗令”的话，则是对抗统帅，必将遭致严厉处罚（调任甚至降级）；遵令的话，则实力减弱，掣肘更多，再想嚣张也没了资本。此份批示，看似谆谆善诱，“于该镇有厚望焉”，实则老辣强横，令其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抚、军机大臣及皇太后）看来，却觉得入情入理，仁至义尽，陈总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负曾统帅一片苦心，因此遭受处罚，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陈国瑞有苦说不出，却不甘心受制，于是禀复各款，虽“词气极为谦谨”，但“故作游移”，并“无矢志遵行之语”。只看《三国演义》的陈国瑞，在文本解构上当然斗不过古文大师曾国藩，所以一待回禀，曾国藩就据此密奏，参劾陈国瑞。而参劾的理由，却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阵亡时他“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 。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馀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四、白云可杀不可留入京

    　　解题说过，“白云”意指“蔽日”的小人。军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云”，自非曾国藩莫属；其他刘铭传、吴棠之流，则是奇形怪状的各色“白云”。“白云”蔽日，不见长安；昔日的百战名将、青年“大帅” ，今日破产夺官，落魄如此。细说从前，展望未来，怎不恨杀“白云”？怎不恨不杀“白云”？此生若再见“白云”，怎不仗剑而起，揪而杀之？所以，据此逻辑，才会有一段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曾国藩晚入都，湖南、北同乡京官公宴诸会馆。酒酣，国瑞触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剑砍之。曾绕柱而走。阁学陈廷经于曾为同年，而国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夺其剑而罢”；    
    　　真有这回事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谁讲的。故事出自吴光耀的《庚戌文钞》。吴光耀是陈国瑞的湖北老乡，掌故专家汪康年说他“于湘人中兴将帅深致不满，而于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则力为表扬……惟此书于所闻见辄为载笔，未尝详细考察，至于诸人履历亦多舛错”；然则此书不单像大部分笔记著作一样，博闻而不阙疑，广识而不核实，其作者还隐持“省籍歧视”，记人叙事，未免掺入主见，不够客观。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证一番，看这个故事是否有失实之嫌。    
    　　首先，故事情节就比较可疑。陈国瑞亲历行阵，手刃强敌无数，有心杀人的话，便是十个曾国藩也给他打发了。三十多岁的陈国瑞追杀年近六旬的曾国藩，曾还能“绕柱而走”，莫非《挺经》之效更胜《易筋经》？陈廷经一介书生，竟能于千钧一发时“以身翼蔽”，“夺其剑而罢”，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装成内阁学士的大内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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