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戏说”是笔记著作的特点，读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历史，大节为要，我们可从“亦多舛错”的“诸人履历”入手，检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说“陈廷经于曾为同年”；同年，盖指同年考取乡试、会试之人。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陈廷经却在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 ，明显不是同年。履历舛错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记忆传闻有误，尚不足妨碍故事整体的可信度，只有从时间、地点及其他旁证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吴光耀说事发地点在湖广会馆，我们可以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逐次核对他在湖广会馆的形迹，看能否发现“刺杀事件”的蛛丝马迹。    
    　　曾国藩自咸丰二年离京以后，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这次是调任直隶总督，并奉旨觐见二后皇帝，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离京。一个多月内，他去了两次湖广会馆。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乡在湖广会馆设宴招待他，听戏、饮酒，从下午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走，看不出受惊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广会馆团拜，饮酒、听戏，从四点多呆到九点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没受到惊吓。同治九年九月，调任两江总督，临行进京请训。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间去了一次湖广会馆。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寿，同乡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设宴于湖广会馆。下午三点至馆，七点多回家，回家后还清理文件，并未遭遇突发事件 。此次离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没到北京。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广会馆遇刺，不符事实。    
    　　吴光耀是不是记错了地点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记，都没有此类突发事件的记载。曾氏日记于待人、会宴诸事，纪录甚详，此种事件虽不愉快，但是也没必要隐讳。据此，可以认为，曾国藩在京期间遇刺，不符事实。    
    　　还不甘心的话，我们再看看在京期间乃至直督任内，他与“当事者”二陈的交往。据日记记载，在京及直督任内，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见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陈小蕃来久谈，陈镇来一谈”；小蕃，陈廷经字。陈镇，即陈国瑞。此时曾国藩正处理天津教案，陈国瑞被法国公使罗淑亚点名抓捕 ，他力辩其不在事中，无须治罪。与二陈的会谈，应该与此有关，陈国瑞这会也绝不可能“酒酣”、“拔剑”。    
    　　根据对曾国藩言行踪迹的调查，我们找不到遇刺的痕迹。从陈国瑞在同治八、九年内的行踪，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举。刺杀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未遂，若要论罪，必是死刑；倘若审官徇情、奥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新疆、东北等地，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考察事实，此期间的陈国瑞春风得意，直上青云，怎么也不像受过刑责的样子。所以，“白云可杀”，而终于未杀。人物、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吴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乡，可以结案定拟。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谣诽谤而处身拔舌地狱了。    
    　　庆云（国瑞字）虽未追杀“白云”，但是，人在长安，浮云已散，陈国瑞将度过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岁月，足以令其淡忘过往的屈辱，消泯曾经的恩怨。同治七年春，捻军张宗禹突犯直隶、山东，经醇王密荐，陈国瑞赴京，进入神机营，以头等侍卫身份训练旗兵。当时捻势大盛，恭亲王节制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诸军，合围会剿，成效不著。陈国瑞以剿捻起家，一时间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因剿捻不力而退居后勤保障一线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给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传授机宜，就说：“据擒贼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 ；淮军初始，得苏、沪饷源之利，过于倚靠洋枪大炮，养成骄娇之气。与捻军相遇，对攻近战，稍逊一筹，并不仅仅是不习骑战的原因（陈国瑞在僧军，并不统领马队，而是指挥步兵）。来自对手的赞扬最可宝贵，所以曾国藩不得不惹发相思，唱起“人不如故”的老调。六年初，他就写信给李鸿章：“拟调陈国瑞前来金陵察酌，练成一军，备贤昆仲及舍沅弟调遣”；按：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故称调其来金陵；“舍沅弟”，曾国荃字沅浦，时任湖北巡抚。但是，古琴虽好，奈何调不准弦？陈国瑞桀骜难驯，他“反复筹思”，权衡利弊，觉得并无把握用好这个“将才”，终于只能“决计不用” 。曾国藩不敢调，醇王却敢，原因不在他比曾国藩更能“将将”，而是因为：一，湘、淮军势太盛，始终不令满人放心。如果陈国瑞练成新军，则可以收到制衡的效果；二，陈和僧格林沁情同父子，恭、醇和僧交情亦深，较之调派其他汉人将领，共事当更愉快，情感愈易融洽。    
    　　“陈大帅”之名久在人口，一旦来京，故将军重作干城，王公贵戚“望门而求纳交”，朝野称颂，中外倾动。更令他心情愉快的是，听到他重出江湖的消息，死敌刘铭传立即告病还乡，逃之夭夭 。老“白云”退居二线，小“白云”惊慌逃窜；坐观浮云窘态，恐怕比手刃浮云更令人快活。    
    　　排除干扰，轻装上阵，陈国瑞入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的旗兵。神机营创设于咸丰末年，抽调在京八旗精锐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挥官，现在由醇王奕譞领衔。神机营固为“八旗精锐”，但依然保留了养鸟、斗蝈蝈、酗酒、私斗等“日操”项目，所以比较湘、淮各军以及陈国瑞原来统领的部队，差距有如天壤。奕譞带陈国瑞去各营视察，熟悉工作环境，几天后，问他：“是可用耶？”他直话直说：“以国瑞言，无一用”。随后，就是整风改造。他的方法很简单，旗兵懒散已久，改造之法，无非“习劳”。“习劳”之法，就是每天带领旗兵“荷戈环寻外城”，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拉练”，就是“跑圈”。体能训练天天搞，“旗人疲欲死”，怨声载道，从将领到士兵，“人人恐惧国瑞即真统旗兵”。奕譞一看，兵帅不合，汰练旧军是行不通了，只有募练新军。于是让他在神机营士兵以外招募数千人，陈国瑞正有此意，两人一拍即合。但是，直隶地方，士民疲玩，几乎没有合格的兵源，就地取材行不通；回乡招募，加以训练，再带到北京，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今日商业社会，新公司要在短期内获取业绩，在人事政策上最快捷有效的办法就是高薪挖人；陈国瑞虽不做生意，生意经还是门清，他也搞了一套优饷挖兵的办法。当日华北平原，左宗棠部队最多，陈国瑞便宜行事，先对老左开挖。    
    　　左宗棠的楚军沿袭湘军的薪酬制度，普通士兵每月工资四两多银子；陈国瑞则开出七两五钱的“天价”，派出“猎头”，跑到楚军各营“勾引勇丁”，甚至连左宗棠的亲兵营也有“猎头”们的踪迹。除了工资高，陈国瑞的“募章”还规定：“赌博、洋烟不禁，抢夺不禁”。不论湘军、淮军，其基层士兵诚如王闿运所说：“以利为义”；两军待遇优劣悬殊如此，士兵用脚投票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于是，短短几天，陈国瑞就从楚军挖了三百多人。不但挖人，“逃勇”们顺手牵羊，还带走军械装备以及骡马米粮，陈军接兵人员并有趁机抢夺之事。左宗棠闻之大惊，这不是赤裸裸破坏就业市场秩序么？任之不管，非战斗减员必将愈演愈烈，楚军崩溃堪虞，于是，赶紧上奏告状，请责成奕譞“妥为驾驭” 。    
    　　当日，军机处领班大臣是恭亲王，大概觉得因陈国瑞之事，得罪奕譞或左宗棠任何一方，都不明智，还是居中作老好人比较恰当。于是，有了这么两条处理意见：首先，不追究陈国瑞的过错。虽然“该侍卫谬妄至此”，本应惩处，但是“剿贼吃紧”，还是“姑示包容”。其次，给左宗棠一个面子。将陈国瑞及其军队调离神机营，交由左宗棠节制。表面上作了处理，实际上什么也没处理。不予处罚，固然是没有处理；将他调到左宗棠麾下，好像是将处理之权交给了左宗棠，其实，是堵他的口。“嗣后该侍卫营中军饷军械，即由左宗棠随时拨给。此中轻重机宜，谅该大臣自能斟酌办理也” 。    
    　　统帅之所以为统帅，就是要做到两句话，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以外”。其实，“决胜”之事，多有赖于前线将领的现场指挥，主帅身处“千里以外”，是不能“遥制”的。主帅在“帷幄之中”，除了制定整体战略，真正要竭尽心力“运筹”的乃是饷需问题。湘淮诸帅，自起兵到裁兵，从东南到西北，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筹饷上。甚至可以说，主帅威信之所以能够建立，领导能力、人格魅力固然重要，筹饷的本事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夫。否则，书生带兵，仅靠道德文章，没有银钱粮草，武将们是万万不会服气的。“筹饷难于筹兵”，是曾、胡、李、左的共识；无饷不可添兵，则是具体操作的常识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左宗棠必对突然增的三千陈军（谕旨限额之数），深感棘手。但是，陈国瑞既然开得出七两五钱的高价，不言而喻，他的饷源早有着落，并不需要左宗棠“随时拨给”（至少短期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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