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玉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相吻合时，多年来索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从1939  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  年1 月21  日至30  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  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
　　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 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 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成“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  年8 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体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见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宝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做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 尺，剑柄特长，上雕9 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二十八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宝物。当时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者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大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伺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了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撒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为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备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 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  年1 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浩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  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备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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