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并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为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宝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付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追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  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  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策划过无数阴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  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追缴。20  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等。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殴英因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私处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于是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凤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好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5  年10  月11  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  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
　　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私处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顾。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且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  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在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哪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恩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
　　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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