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张松平向刘颐转达了“三老板”“立即实施第二步行动计划，请‘蓝衣女’下凡！”的指令，刘颐就一下想到了魏力。
　　刘颐在另一次被审讯中供称：
　　张松平暴露了特务身份后，就要我在大陆发展人员。他知道我在上海有一个雇员是表兄的小舅子。所以让我发展魏力。张松平说，他是你表嫂的兄弟，如果不成功，也不会出卖你的。我答应了，并告诉他，魏力的另一个姐姐和姐夫在美国。张松平说，这样更好了。于是，我从香港到上海，找到了魏力。
　　刘颐把发展魏力成功的事情报告了张松平。张松平很快报台湾“三老板”批准，并确定了与魏力联络的三种办法：通过电台联系，拨给魏力1 台SHARP800  型收录机和密码书《蓝衣女》1 本，这是上策；由刘颐单线联系此为中策；必要时征得刘颐同意后由第三者联系，实属万不得已的下策。
　　张松平告诉刘颐：台湾一个月后就开始广播呼叫魏力的代号。魏力听到以后，立即用秘密手段报告：代号已收听到。台湾再广播正式指令。广播内容都是4 个阿拉伯字1 组的密码，破译方法则是以《蓝衣女》为底本。
　　“为何用一本文艺小说做底本？”“文艺小说词汇丰富。”“词典的词汇不是更丰富吗？”“词典容易破译。《蓝衣女》这本书印数少，何况，大陆书架上有的，都被我们买下来了。”台湾“三老板”还给刘颐、魏力规定了同特务机关通联的3种方法。
　　张松平正告刘颐：“你决不能把发展魏力之事告诉B 市公安局！”最后，张松平交给刘颐一瓶晶状物品：“这是日本货。只要把它溶于水，用软水笔蘸着写在纸上，然后烫平，再在反面写上明信内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联络办法，谁也破译不了。”刘颐一到上海，就把上述指令下达给魏力。魏力照此办法不断向香港的特务联络点报送情报，同时从刘颐处多次领取了奖金和活动费。
　　刘颐、魏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诡秘行踪，早已置于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之内。正当刘颐再度踏上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企图猎获部队中的第二个“魏力”时，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把他“请进”了大连市看守所。
　　从此，那飘荡在空中的“7268”呼叫声，再也没有人理睬了！那“蓝衣女”连同情“她”下凡的人一起跌进了牢狱之门！
　　震颤的灵魂
　　1950  年11  月19  日午夜，我出生在S 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S 城外语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当地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娘胎里的我，注入了父母的基因，待我出生长大后，一方面继承了父亲严谨、善辩的学者风度；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活泼动人的表演才华。在别人眼里，我不仅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叙事能手。我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在我3 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学习外语，希望我学有成就。再大一点，便能跟着母亲哼上一段《宝玉哭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少年生活是一杯杯糖水和一束束鲜花。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颠倒了。人们的积怨、人的仇恨、人的自私、人的疯狂，都一一暴露无疑。父亲因与一位外籍女教师同室教学，便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由于不忍莫须有的罪名的污蔑以及各种“创造性”刑罚的折磨，在一个早晨从5 层的教学楼顶上跳了下来，暴尸于大庭广众之下。
　　父亲被迫害致死不久，在全国上下一片插队落户的浪潮中，我背着一个反革命狗崽的臭名声，于1968  年，被分配到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
　　农村是个大熔炉。8 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的筋骨锻炼得强壮有力。
　　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农村的活计几乎样样拿得起，无疑是个飞跃。
　　我养过猪、种过田、割过胶、做过木匠、搞过理发，啥活我都学着干。
　　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团支书，是正宗的“红五类”。不知啥原因，忽然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办起了一个英语短期培训班，叫我任教员。在培训班里，我结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到现在我仍能记得她的名字：
　　陈颖。她虽出身赤贫，可她娴静、斯文、聪明、典雅的个性以及标致的身段，严然像个名门闺秀。接触中，我们彼此间印象都不错。一天，我俩起了个早，去领略春城的雾景。云南边陲山多，雾好重；在一片白茫茫中，在重叠的岩影下，我俩并肩而坐，听风声，听猿鸣，我俩谈了好多好多，……有一句话，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她说：“假如我能一直留在雾中，该多好啊！
　　我看不清别人，别人亦看不清我。”是啊，一切都看得清清白白，该有多乏味！由于出身悬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那种非份之事，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培训班结业不久，她便被送去上了大学，从此就断了音信。
　　8 年后，“四人帮”倒台了。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也回到了S 城。人是回来了，原来的住房却没了，母子俩挤在一间狭窄的空间里。工作也不尽人意。我暗暗下定决心，要靠奋斗，靠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
　　机遇终于来了。1981  年，家中收到了中断联系14  年、远在美国的姑妈的来信。信中除表示对我父亲被迫害致死表示悼念外，还愿意为我自费出国留学提供全部费用。很快我便收到了经济担保书，随之办妥了护照与签证。
　　事情变得如此顺利，简直是一场梦。
　　1981  年11  月，我乘上了波音747 班机抵达美国的旧金山。前来机场迎接的是位年轻人。他手里举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王大铖。牌子的左上角还贴着我的一张6 寸彩照。天晓得，这照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待道清了姓名，问明了事由，我便乘上了年轻人开的一部豪华轿车。轿车的窗帘紧拉着，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索性闭目养神，稍事休息。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所乡间别墅门口停了下来，年轻人把我领进一个房间，转身对我说：“王先生，这儿是你的卧室，就在这儿休息，有事请按电铃。晚安！”年轻人走后，我自然地观察起我的“卧室”来，铮亮的地板，宽敞、舒适的席梦思，墙壁上挂着几幅美国的风景油画，彩电、冰箱、高级音响样样俱全。我暗想，姑妈家的条件还真够可以，市区有公寓，市郊还有这么漂亮的别墅。进而我便有些纳闷：这真是姑妈的家吗？姑妈为何不到机场接我？这位年轻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怀着疑虑、苦闷、孤独的心情，在这所完全陌生的房子里度过了难挨的3 天。第四天，那位年轻人带我去见“姑妈”，出了我的“卧室”，转了两个楼梯，便来到了我“姑妈”的大客厅，姑妈在哪儿？那里坐着的分明是位50  开外的中年男人。
　　“王先生，这两天生活得愉快吗？”“我姑妈在哪？我要见我姑妈。”“你姑妈4 年前就去世了，我是你姑妈的好朋友。你来美留学的事，是我替你办的。”“骗局，你们这是在欺骗人。”“欺骗？什么叫欺骗？你能分清欺骗和真话的界线吗？古人说，无谎不成状，无骗不成事。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欺骗往往比真话还重要。一个男人和自己的女人作爱时，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你能说他们不是一对夫妻吗？
　　所以，我希望王先生要面对现实，既来之，则安之。只要你能参加我们的组织，就保证你在这里生活安乐，前途无量。”“你们是什么组织？”“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其宗旨是广交朋友，搜集信息，为发展和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和政治交流而努力。”我沉默了。身居异国，举目无亲，孤立无援的我，面对这突然到来的复杂而又严酷的现实，犹豫和不从都是无济干事的。我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国防部情报局”。
　　该“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一个掩护机构，实际上是台湾“情报局”驻美国旧金山的一个情报站，我现在的身份已经是这个情报站的一名情报员了。四个星期后，我乘飞机离开旧金山飞抵台湾去接受正规的特务训练。稍事休息，我被带去参加一个集体“入党”宣誓仪式。一间不大的房间，布置得非常隆重。参加宣誓的共有8个人。领誓的是一位上校，我们举起右手，跟着高声宣誓：严守机密，忠于党国；为了党国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永不叛党，如若叛党，愿受极刑处置。
　　以后的日子，完全是按照军事化的要求严格训练。清晨起来，是跑步、练功、跳高、跳远、爬杆、攀登、单杠、双杠、吊环；格斗和擒拿分持械和徒手二组进行；拳术有猴拳、蛇拳、鹰爪拳……下午是练习开汽车、摩托车、划船、飞越障碍物，学习跟踪、盯梢及几种特殊武器的射击使用。这一切都是在教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一旦发现不符合要求，就要补课，训练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学习的教材也是闻所未闻的。诸如《测隐学》、《谍报学》、《交际学》、《大陆语言学》、《战略和战术的运用》、《性生殖器概论》、《合欢大全》，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6 个月的学习和训练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实践演习中，我名列第一，得到了上司的嘉奖。
　　一天，晴朗的天空，连一丝云儿也没有，我和其他儿位学员正在训导所紧张地学习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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