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  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
　　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竟以“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狱，关了9年多。1970  年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的最佳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
　　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1957  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进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大计，均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俱进”。
　　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
　　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4 月5 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终于尴尬下台。
　　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 年4 月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任内，正逢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3 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心血。
　　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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