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翁先生和王小姐告辞，赵教授和曹先生陪郭奕宣住下。
　　5 天的参观旅游，紧张而愉快。他庆幸自己没白来，真是一饱眼福。
　　没想到晚上，一切都变了。他们把郭奕宣叫到另一房间。然后，他们4 人也相继来到，表情阴冷，咔咔的皮鞋声也显得格外沉重。翁先生首先开口了：“现在，咱们该谈谈工作了吧！”“工作？”郭奕宣的脑海中出现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王小姐和蔼他说：“对，很简单的工作。你回大陆以后，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情况写信告诉我们，好不好？”郭奕宣只觉得一盆冷水从头部泼了下来。他机械地说：“我既不是当官的，也不是做机要工作的，哪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知道多少向我们报告多少。”翁先生一字一板，如雷灌耳。
　　这时王小姐向郭奕宣介绍了多种联络方法和暗号，详细规定了联络记号和收听广播的频率、时间等等，并嘱咐他回大陆后，用他们规定的方法向他们报平安。最后，还强调说：“记住，你的化名叫王祥瑞，代号是3925。”王小姐讲完了。
　　不，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梦幻。郭奕宣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
　　十指连心，疼痛告诉他，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特务们看出他的神色。翁先生过去，满脸堆笑他说：“老弟，不要多虑。
　　我们告诉你的方法，是一种新发明的联络方法，很多人试着干过了，绝对安全。即使发现了，也不知道是你。”曹先生接着说：“放心，百分之百安全。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会不定期给你邮钱，肯定比你在美国挣得多。这样，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水准。”此时，郭奕宣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完全失去了自控的能力，他无言以对，不知所措。他像一条系在拔河绳中端的标志带，被自己头脑里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想、观念、感情撕扯着。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后悔了，害怕了，但也终于屈从了。他拿起笔，记下了王小姐给他留下的通信地址。然后，他又一遍一遍地辨别了台湾特务机关对他的广播呼号：“3925号问志请注意，3925号同志请注意……”那短促、低沉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敲着他颤栗的心。
　　翌日，他面对着“青天白日旗”，将右手掌伸向前方，宣读了誓言，又接受了赏赐给他的第一笔经费。
　　至此，这个曾经佩戴过红领巾、佩戴过团徽，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长大的青年，被毒蛇紧紧地缠住了。他卑鄙无耻地背叛了国家，出卖了灵魂，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郭奕宣回国后，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台特机关通过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对3925  号进行密码广播，布置任务。我国家安全机关很快破译了这种新的密码信号，将郭奕宣逮捕归案。1985  年7 月8 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  条第1 、3 款，第50  条之规定，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间谍罪判决郭奕宣有期徒刑12  年。在庄严的国徽下、在肃穆的法庭上、在神圣的法律面前，郭奕宣低头了，猛醒了，他这才觉得自己重重地跌倒了，跌进了一个罪恶的深渊。
　　附录一
　　台湾“警总”内幕
　　前些年，美国联邦法庭开审谋杀江南案，揭发出台湾情治部门“中央情报局”许多惊人内幕，例如拟用4 亿元巨款收买竹联帮，安排杀手越洋行凶，情治系统在各地无所不为等等，都是触目惊心的内幕新闻。
　　据台湾有关资料介绍：在台湾，除“中央情报局”外，另一个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也是叫人谈虎色变的。它以对付反对派、“异己分子”出名。
　　刁斗森严的“警总”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成立于1958  年7 月1 日，至1987年撤销共存在了29  年。在这29  年中，“警总”的政治地位、权力不断膨胀扩大，“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权宜措施”行事，并不具有“法定”地位，唯其如此，有关“警总”职权的行使及角色，更是可大可小，极富争议性。
　　在台湾，“警总”是无处不在的，“警总”负担全台湾戒严地区卫戍、保安、军事动员、文化检审、出入境管制、邮电检查、监听电讯等重大任务；故其动向备受瞩目。“警备总司令”是最高头头，一向都由台上将级大员出掌，而历任“总司令”在职期间，一直都有很多事件爆发，他们也都因“政治事件处理不当”而下台，这几乎成了“警备总司令”去职的“铁律”。
　　“警总”的八个时代“警总”成立至今，先后有八人出任此一要职。在这八任“总司令”中，由于各人风格不一，际遇殊异，因此，造成“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特性，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警总”28  年的历史，依“总司令”在职期间区分，可分为八个时代：
　　第一任“总司令”黄镇球：“警总”仓皇过渡时代
　　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第九期。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崛起的将领。
　　黄镇球历任军校教育长，“军委会防空总监”、“联勤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8  年7 月1 日，蒋介石改组特勤机构，成立“警备总司令部”，黄镇球奉命接管“警总”。
　　1958  年8 月，黄上任未满1 月，即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为“警总”历任“总司令”中，出身背景最特殊，而任期最短的将领。
　　据悉：黄镇球之下台，与蒋介石“斗智”有关。此因：
　　（1 ）蒋介石不想让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氏期主控“特情机构”，故其重用黄镇球，无非是在试探黄镇球的“政治智慧”，藉此观察黄镇球的“忠贞”，能否为其所用。
　　（2 ）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之道。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 ）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文，几乎出不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总统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的最后一位“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意义而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少”。
　　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
　　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疑虑。
　　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 年退出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国岛上，他以“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上苏武”。1953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
　　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
　　（1 ）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
　　（2 ）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实施得更彻底。
　　（3 ）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
　　（4 ）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
　　（1 ）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 ）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
　　（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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