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这就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制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疱。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的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了，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便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以静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最后却得到了成功，其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1）
　　◆原文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腹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古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来；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庄；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原文    
　　事会相簿，变化乘除，吾当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彼独胜而吾独败。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种事情和变化交迫，我应当把功业的成败、名誉的优劣、文章的好坏，全都投于运气之中，时间久了，就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凭借我们的自信，则应当与运气赌这世界于顷刻，比高下于锱铢，最终不能总让运气取胜，而我们却总是失败。当年我在江西、湖南，几乎到了全国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间，我根本不想再过问世事。只是因为最初的影响太大。我本来就自称不顾生死，又怎么能再去计较别人对我的毁誉呢？    
　　每当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在耐烦二字上痛下工夫。    
　　◆原文    
　　我辈办事，成败听之天命，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这些人办事，成败只好听天由命，毁誉也随别人的便，只有自己处事的方法，靠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不随众人的喜惧而变化。    
　　◆原文    
　　时事愈艰，则挽回之道，自须先之以戒惧惕厉，傲兀郁积之气，足以肩任艰巨，然视事太易，亦是一弊。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时事越是艰难，那么挽回时局的方法，就必须首先注意小心谨慎，那种傲然沉郁的精神，足以担当艰巨的任务，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个缺陷。
　　第三部分：坚忍戒惧惕厉 以挽回时事（2）
　　◆原文    
　　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练英雄，使予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颓然自馁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袁了凡所谓的从前种种譬如昨天已经死，以后种种譬如今天才生，新起炉灶，另行开张。谁知道这两次大败，不是上天磨炼英雄，使我大有长进呢？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平生的进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受屈辱的时候，要咬紧牙关，鼓舞自己的斗志，积蓄勇气，增长智慧，而决不能灰心气馁。    
　　◆原文    
　　予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在这种诸事不顺的时候，也只有采取逆来顺受的办法，仍然坚持一个“悔”字和一个“硬”字。    
　　各种弊病，都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懒惰则什么事都放松了，一放松就对人的要求也不严格了。因而办事就不迅速。只要一处迟缓，其余的地方就处处懈怠了。    
　　※详解    
　　最能体现曾国藩勇毅之气的，是他在江西时孤军对付太平军，而分兵让罗泽南进攻武昌。当时罗泽南率领的湘勇是湘军在江西的另外一支劲旅，共约三千多人，本来也与塔齐布一起驻在九江城外。咸丰五年三月，曾国藩命他率部由南昌绕过鄱阳湖，出征赣东，在贵溪、弋阳、广信（府治在今上饶）、饶州（今波阳）、景德镇一带抵御太平军。六月初，太平军在湖北的战事告一段落后，从鄂东南回师江西，占领义宁（府治在今修水），南昌戒严，罗泽南遂移师向西，在义宁府与太平军周旋。八月，他写信给曾国藩，又单骑至南康，在船上与曾国藩会见。他慷慨陈词，纵谈利弊，规划进止，谓欲夺取安徽、江苏，必先得武汉，得武汉，控上游之势，则江西亦得屏障；若依然株守江西，如坐瓮中，长期转战，终无益于大局。因此，他请求允许自己率所部从义宁出发，进攻崇田、通山，增援武昌；如若得手，即引军东下，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取九江，使内湖的水师与外江声息相通，东南大局庶可立有转机。罗泽南的这一战略，与曾国藩多年所谋，大体一致，但罗泽南部一去，湘军在江西便更加势孤立单了。当时，刘蓉在座，插言说：“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君。今塔公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资之远行，若有缓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固知其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尤荣也。”于是从塔齐布旧部中拨普承尧、彭三元率领的兵勇一千五百人交罗泽南，使罗部增至四千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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