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套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卖，各刊物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出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子》杂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做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无比窝囊。我对《红裙子》编辑部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部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出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口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部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淫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洞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乱纪，而是想省一点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出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当副县长的舅舅，母亲死后，我一直无法宽恕舅舅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姐姐见死不救。
　　秋天微凉的风灌进巷子里，黄昏一点一点地来临了。胡四搬了一张开了缝的小木桌，摆上一盘烧得通红的死鱼，这时，收了摊子的房客们就陆续聚集到有风的巷口，有的带一碟花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还有人在菜市场捡了瘟鸡放辣椒红烧后送到小桌上，香味深入肺腑，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大伙吃得满嘴油光灿烂浑身热血沸腾，我终于理解了穷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吃饭。菜混着吃，酒每人自带，这天我也拎了一瓶“火烧刀”子混在其中大吃死鱼、瘟鸡，两条饥饿的狗争着抢我们吐出的骨头，它们的尾巴在黄昏的风中极不耐烦地摇晃着。酒精燃烧着潜伏的情绪，大伙又开始议论关于“枪毙”的事情，去年胡长青被枪毙的时候，大伙都说毙得好，等到成克杰被枪毙的时候，巷口里群情高涨，每人破例买了包好烟“阿诗玛”，很奢侈地喝了十四斤“柳河大曲”，热烈庆祝枪毙了大官，当场喝倒六个，他们硬着舌头说杀得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我说成克杰已经很大了，杀的官不能再大了。杀猪的杨汉攥住我的袖子：“还得往上杀，让我用杀猪刀捅，省下子弹钱换花生米喝酒。”今天大伙的情绪不高，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枪毙大官了，于是酒也喝得有些索然寡味，先是卖老鼠药的高老树说清源市公安局长被情妇用局长的手枪崩了脑袋，胡四总结说这叫自掘坟墓。后来又陆续有人说起了几起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汽车爆炸事件，大伙都说这些人都是他妈的王八蛋，要炸就炸有钱人炸贪官污吏。他们似是而非地说着一些道听途说半真半假的社会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写作价值。喝酒接近尾声的时候，在城隍庙给人看相算命的刘半仙说他下午给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看相并威胁他说“气数已尽，当迅即解劫除灾，化凶归吉，若不悬崖勒马，家破人亡。”刘半仙的自吹自擂引起了巨大的嘲笑声，都说县委书记怎么能轻易上你的当。刘半仙赌咒发誓说，他下午拉住一个过路的胖子，估计他是领导干部，就蒙了他几句，谁知那个肚子很大的领导干部当场脸色就灰了，悄悄地将他拽到宾馆里求刘半仙细说原委并为他解劫除灾，刘半仙到宾馆后胡说八道一通，竟骗了三百块钱，抽了有半包“中华”烟还在宾馆洗了个热水澡，他说他确实听到在场的一个年轻人喊肚子大的人吴书记。胡四说也许是乡里的书记或村书记，刘半仙觉得大家有点蔑视他，很恼火，他说乡书记村书记是不可能抽“中华”的，也不可能掏三百块钱给他。为了表明他确实赚了一笔后的慷慨和有福同享，他当即起身跑到巷口的小铺子里买来了三斤“柳河大曲”二斤卤猪蹄四小袋花生米给大伙尽兴。大伙也就高兴了起来。刘半仙说看来县里书记县长“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是可以成立的，他说合安县的一个副县长郑天良已经被判了死刑，受贿索贿五百多万，比胡长青还多一百万，情妇就养了七八个。大伙觉得这条消息很没意思，枪毙副省长还有点刺激，副县长等于是小鱼小虾，杀副县长就像杀鸡，没有悬念，不好玩。
　　我听得骨头里风声鹤唳。我放下手中有些冰凉的酒瓶，对刘半仙说：“这不可能！”刘半仙根本不想睬我，他说他有一个表侄在省城当律师，正在为郑天良辩护，我说能不能让我见一见你这位表侄，的士费我来付，刘半仙说枪毙一个副县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关于我舅舅郑天良判处死刑的消息，去年冬天我在省报上看到我舅舅是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十二年前我还在报纸上看到过我舅舅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风越来越凉，天黑了下来，巷口电线杆上一盏路灯很勉强地亮了。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三十块钱，请我认识的省法制报记者李成品到“枫林假日酒店”三十二楼旋转餐厅喝了一晚上啤酒，向他打听郑天良案件的真假。
　　李成品对我说：“这个案子现在当然不能报道，县处级干部要等到枪毙后才能见报。省高院终审判决前天才下来，‘十一’前要枪毙一批迎国庆，大多是抢劫强奸杀人的，领导干部好像只有郑天良一个副县长。”
　　李成品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就像叙述一个毫无意义的陈年往事一样，没有一点情绪，他警告我不要乱写，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我连连称是。
　　旋转餐厅下的城市里万家灯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灯川流不息地闪烁着物质的光辉，那些我看不见的乞丐、小偷、妓女、强盗、盲流们正在夜色的掩盖下倾巢出动，整个城市被欲望折磨得口吐鲜血，一片绚烂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县调查了解我舅舅郑天良案件内幕时，我舅舅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时间是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阳像一个烂西红柿悬挂在村西伏牛岗玄慧寺的上空，呼啸的西北风刀子一样削过江淮丘陵干裂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张张枯燥的脸，黄昏时分，我舅舅坐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子里听到村里传来了一些琐碎的狗叫声，他叫司机小王将车停在玄慧寺后面的土公路上，“车开到村里太招摇，乡亲们会有意见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拾圆的钞票递给司机小王：“汽油费交到县政府行管局，再补一个单子给我就行了。”小王手里攥着钞票有些不知所措：“郑县长，汽油费只要六块钱。”
　　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含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软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子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浓厚的中药的味道，父亲蜷在墙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口的井里挑满了一缸水。当我将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色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深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做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腿他们来割一口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口吐出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鸡，用买药的钱换几两肉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道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头放着一碗肉，吃肉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以一种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肉虽然时间地点不同，但性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感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子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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