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农药的强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花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子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身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身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顶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种时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子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肿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气，这种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花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点肉吃，他妈最喜欢吃红烧肉，眼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眼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水。
　　舅舅说：“不行，没有钱，发动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凑！”
　　舅舅说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后，立即来到西厢屋里看我母亲，一个强悍的汉子那般温和似水地轻轻地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说：“姐，我来看你了。”
　　母亲软弱无力地说了“兄弟”两个字就泣不成声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泪，舅舅小心谨慎地帮我母亲掖好被子，说：“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会好的。”
　　母亲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给母亲端来了中药，将母亲扶起来坐好，然后端碗让母亲将药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经意中颤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对着母亲肯定想起了刚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来看我母亲的，他说晚上还要赶回去开常委会，也没在我家吃晚饭，临走前，他丢下了五百块钱并对我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个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冻得硬梆梆的，阳光软弱无力地照耀着枯萎的土地和村庄里的烟囱。母亲临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烧香，于是我们扶着她到了残破不堪的寺庙里对着观音菩萨三跪九叩，没有经声佛号的寺庙里落满了从前的灰尘和旧时代的影子，母亲用手指着正殿旁的缠满了蜘蛛网的禅房说：“你外婆在这里生下你舅舅的当天就死了。”说着说着就泪水满面，一柱沉香在佛龛中腾起细细的青烟，屋外灌进来的风将烟揉碎了。
　　一把生锈的铁锁锁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对生活全部的希望，家里的猪和鸡全都卖光了，空空的猪圈和鸡窝注解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彻底破产，我们家提前牺牲的两头猪和十九只鸡在此后许多年里令我无比感动，我觉得它们是一些杀身成仁的侠客，它们以站立的姿势活在我的岁月里。
　　怀揣着变卖家当和东挪西借来的三千块钱，我和父亲扶着母亲上路了。
　　我们一家三口拎着脸盆、水瓶、碗筷、毛巾脸色苍茫地在南京长途汽车站下了车，先是父亲随地吐痰被罚了两块钱款，后来坐公共汽车去肿瘤医院又坐反了方向，折腾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找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脸色发灰，手捂着胃，额头直冒虚汗。
　　三千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用完了，医生说胃癌中期，如果开刀的话，可能活个三年，最长有活八年的。手术费要两万六千块钱。父亲当时就瘫倒在医生办公室的椅子上，二十岁的我此刻反而坚强了起来，我没有流泪，我觉得我必须在这个时候支撑起家里全部的不幸和灾难，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扶起了父亲，安慰说：“会有办法的。”父亲说：“我们让你妈回家吧！”我说：“不行，舅舅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说有困难直接找他。我马上回去！”
　　父亲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像一个束手就擒的战俘，目光游离、神情涣散，整个下午都在梦游。
　　我对母亲说：“妈，医生说你胃里有瘤，做个手术就好了。”母亲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轻松，就说：“只要不是癌，长个瘤就不怕了，你小时候经常撞在水缸上，头上碰出的瘤有鸡蛋大，过几天就自动消了。我这瘤怎么长到了胃里，真倒霉！”母亲把“肿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两件事，心情就有些高兴，话也多了起来，中午吃了大半碗面条。
　　我知道这种骗局很快就会被母亲识破，但目前为了腾出时间筹措手术费，稳定母亲的情绪，我必须以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子面目出现。
　　回到县城，我想先找同学同事借钱，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办法。灰蒙蒙的县城里到处笼罩着冬天的荒凉和灰尘，西门石板街上一个买豆芽的妇女正在为三分钱跟菜贩打架。菜贩是我农药厂下岗的同事老谢，我拉了架后，老谢抹着手腕上被妇女抓出的血痕，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窝囊气，他对我说：“两毛一斤卖给她已经优惠了，她还要少给三分钱。”那中年妇女也气呼呼地指着老谢说：“你的秤平平的，本来就不够。”这时许多人也都过来劝架，我想只要我母亲能活着，我决不让她为三分钱吵架。活着多好。
　　老谢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婆又是个瘸子，我没好意思向老谢开口。老谢知道我为母亲开刀借钱后，第二天晚上主动给我送来了两百块钱，那些块票毛票装了一塑料袋。在我那间阴暗的单身宿舍里，老谢抽着劣质香烟安慰我说：“谁家都会有个小灾小难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我执意又点了五十块钱给老谢：“借一百五就行了，钱差不多够了。”
　　钱远远不够。借了三个星期，只借到两千多块钱，农药厂工人除了农药之外，一贫如洗，同事们和我一样贫穷，他们只能借给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门的临时工杨大爷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给我，他对我说：“要是没治了，还不如拉回来买点好吃的，我老婆临死的时候坚决不愿看病，她说一定要吃够了鸡鱼猪肉再走，死后不会当饿鬼。”
　　这期间我到县医院卖了三次血，换了六百块钱，由于没有营养，我经常走路时要扶着墙歇一会才能看清路面。
　　将近一个月了，我也不知道母亲在南京的情况，没有电话，也没钱打电话，去一趟还得花路费，凑不齐钱，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开贸易公司的同学耿伟强，本来我不愿求这些有钱人，读中学时，他爸爸是县商业局局长，在班上从来不愿正眼看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毕业后没考上任何学校，靠他老子的关系倒彩电、自行车、电饭锅、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万元户。那年月什么都靠计划，官倒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暴发户。耿伟强很慷慨地甩给我一千五百块钱，说：“你妈病了，就等于是我妈病了，还说什么还不还的，太见外了。”
　　耿伟强还请我在“同兴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他给我倒满了一大杯“洋河大曲”说：“我要不是做生意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妈开刀的钱我就一个人包了。”贫穷在此刻使我无法尊严，也使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将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耿伟强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长胜”烟，然后对我说：“你舅舅是分管工业、商贸的副县长，权很大，批一个条子或打一个电话，两三万块钱，太小菜了。”
　　耿伟强的提醒让我绝路逢生，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母亲出院时的满足与感动，母亲走在城市的阳光下，情绪宽松，母亲终于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
　　我对耿伟强说：“我本来打算最后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应我有困难直接找他，他肯定会帮忙的，只是我没做过生意。”
　　耿伟强说：“你叫郑县长批条子，剩下的事我来办。”合安特曲“销路不错，酒厂用的大麦远远不够，我们从河南调两车皮大麦送到厂里，只要你舅舅打个招呼，三万块钱差价就到手了，我只拿个手续费，其余的钱全归你。”
　　我说：“我马上就去找舅舅。”
　　耿伟强说：“如果要想做得快一点，叫郑县长在县水泥厂批五十吨水泥给我。拿到条子我立即就给你一万八千块钱。”
　　我问耿伟强：“这样做是不是违法？”
　　耿伟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连省长、市长、中央首长的儿子都在经商，都在批条子，违什么法？商品社会，这叫搞活经济。”
　　我忽然又担心了起来：“我舅舅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耿伟强用套着钻戒的手指敲着桌子说：“现在哪个官倒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领导干部？平头百姓、共青团员有权批条子吗？再说，你这是等钱救命。”
　　走出“同兴楼”，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
　　2
　　舅舅住在县政府大院宿舍区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里，当晚我酒气熏天地敲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坐在客厅里的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叫《河殇》的电视专题片，我进去的时候，舅舅拍响了身边的木质茶几：“太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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