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杰克逊的工作是值得拥有的，未免太过轻描淡写。“我有个朋友最近和一所顶尖商学院的院长吃了顿饭。”他对我说道，“在饭桌上，这位院长说，他们毕业班的每一个人都想做清洁技术风投。”杰克逊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收到了商学院学生寄来的几十封邮件，都是询问他的从业经历。以前他还试着回复一下，但现在，由于时间紧张，他大都忽视掉。“每个人都想做我的工作。”他解释道。

有人觊觎他的职位并不奇怪。清洁技术很热门，它能造福世界；同时，杰克逊也承认：“你能赚到很多钱。”在这个职位上，杰克逊已经跑遍了全世界，会见过一些参议员，并且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和洛杉矶的市长都打过交道。有一次聊天时，他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主管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经常“来办公室串门”。

职场竞争力

我对杰克逊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和伯杰一样，他并不是追随某种明确的激情才在工作上如此优秀。相反，他认真而持续地积攒职场资本，并且相信宝贵的技能会转化成宝贵的机会。不过，与伯杰不同的是，杰克逊先开始积攒资本，然后才知道自己要用它来做什么。事实上，他从没想过要做清洁技术风险投资，直到第一次面试的一两个星期前。

做风投的能源专家

杰克逊在斯坦福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和地球系统科学。在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杰克逊选择再读一年拿到硕士学位。那个时候，指导他硕士研究的教授正考虑是不是要启动一项重大研究项目，来研究印度的天然气行业。因此，他借杰克逊的学位论文来做项目可行性方面的探索。2005年秋季，杰克逊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导师很喜欢他的论文，于是启动了那个项目。自然而然地，他让杰克逊帮他主持项目。在这个节点上，杰克逊花了一年时间去熟悉项目的详细情况。

杰克逊天生好强。他带着一种紧迫感来对待这个项目，驱使他这样做的是下面这个信念：自己现在做得越好，以后的选择就会越好。“在那期间，我去了印度10次，去了中国四五次，另外还去了欧洲几次。”他回忆道，“我拜访了几家主要电力公司的高层，并且了解了全球能源市场是如何真正运作的。”2007年秋季，在项目结束后，杰克逊和他的教授主办了一场重要的国际研讨会，发布并讨论了项目结果。学术界的同行和政府机构的官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随着项目完成，杰克逊不得不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从这个项目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技能，特别是对国际碳市场的运行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方面，他了解到，在美国有一种很少有人知道的交易，叫“可再生能源信用证市场”（renewable energy credits market）。“几乎没人理解这些东西。这个市场存在断层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他回忆道。杰克逊是了解这个市场如何运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于是他决定开始创业。他的公司叫“绿村”（Village Green），其设想很简单：客户付钱给杰克逊；他去完成复杂的交易，而这交易只有他和少数几个能源政策专家才真正明白；然后他给客户提供认证，证明客户已经为自己的商业活动购买了足够的碳补偿（carbon offset），可以被视为实现了碳中和（carbon neutral）。

杰克逊和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一起经营了这项业务两年，期间还换过好几个合伙人。他们的总部离他在旧金山的住处不远。公司从来没遇到过什么收支困难，但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因此，当2009年经济衰退时，杰克逊和他的合伙人决定关掉公司，而不是守着公司、试图安然度过衰退。

“我们决定做些真正的事业。”杰克逊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杰克逊的一个朋友是喜剧演员，而那位朋友的女朋友参加了一个风投公司的面试。她决定不接受那份工作，但是推荐他们找杰克逊谈谈。“她觉得我很适合做风险投资，因为我有过自己开公司的经历。”他说。杰克逊知道自己不太适合这家侧重科技的基金公司。“我不知道下一个Facebook在哪儿，”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家太阳能公司有没有赚钱的可能性。”不过，他心想，既然自己以前还没经历过真正的求职面试，那么可以把这场面试当成一次很好的练习。

“这场面试相当中规中矩，因为大家早就清楚我不会接受这份工作，但我和面试官很投缘。”他回忆道。说话间，那位风险投资家有了一个想法。“知道吗，有家新成立的清洁技术基金公司很适合你。”他说，“我把你介绍给那边的一个朋友吧！”

2009年夏季，杰克逊以实习生身份开始了在韦斯特里集团的试用期。到了10月份，他成为了全职的分析师。不久之后，他被提拔为投资经理。两年后，他成为一名投资总监。“当人们问起我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时，”他开起了玩笑，“我告诉他们要找个喜剧演员做朋友。”

杰克逊的资本

杰克逊以工匠思维来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以此来确保自己可以从每一次经历中尽可能多地获取职场资本。他从没有过详细的职业规划。相反，做完每份工作后，他都会抬头看看有谁对他新收获的资本感兴趣，然后抓住看起来最有希望的任意一个机会，实现职业上的跃升。

有人会说，运气在杰克逊的经历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很幸运地通过个人渠道结识了一位风险投资家，然后私下见面时又很幸运地谈得来。然而，这些小的机遇也并不罕见。在杰克逊的经历中，最关键的是：一旦误打误撞地得到了机会，他的职场资本便发挥了作用，最终让他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假如与杰克逊相处一段时间，你很快就会发现他对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多么认真。他现在的确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与他讨论时，他还是会很快便把话题转回到如何对待工作上去。在下一章里，你会进一步了解到：杰克逊用一张表格来追踪自己每一天、每个时刻的活动，详细到以15分钟为单位。他想确保自己的精力都花在了重要的活动上。“进到办公室里，然后把一天时间都花在邮件上，这样的事情太容易发生了。”他提醒说。在他发给我的样表上，他每天只给自己分配了90分钟用于处理邮件。在我们上一次谈话的前一天，他只花了45分钟在邮件上。这个人对做好自己的事情真的非常认真。

最终，杰克逊对能力（而非“天职”）的关注明显取得了成功。他有了一份很棒的工作，但这份工作要求提供很大一笔职场资本作为交换。





07

刻意练习，努力做一名好“工匠”


走到舒适区之外

我和泰斯都是从12岁开始玩吉他。在拿到第一把吉他后，我组建了一个乐队，并在几个月后进行了首场“演出”——在托尔盖特语法学校（Tollgate Grammar School）六年级才艺展示会上表演了慢速版的涅槃乐队（Nirvana）的《满怀歉意》（All Apologies），并收获了礼貌性的掌声。从此，我开始认真起来，从初中到高中都参加了专门的课程。从蓝调摇滚独奏到亨德里克斯（Hendrix）的唱片，我每天都在弹，一次能弹上好几个小时。我的乐队叫“摇椅”（Rocking Chair），虽说名字起得很怪，但一年也能表演十几场：节日、聚会、比赛……可以说是任何能允许我们架设备的场合。我们甚至曾在一个停车场对面的墓地里进行现场演奏。乐队鼓手的妈妈还录了像。当镜头从我们架在墓地前的设备上移到停车场，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观众”也不过是坐在折叠椅上的十来个人。尽管如此，她仍乐此不疲地放这段录像。

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能演奏从绿日乐队（Green Day）到平克·弗洛伊德乐队（Pink Floyd）的几百首歌。换句话说，我的技能已经达到一个认真练习某样乐器6年的人所应达到的专业水准。但是，我发现下面这点更有意思：跟同岁的泰斯相比，我实在是不怎么样。

泰斯开始接触吉他的年纪和我一样。但是，到高中毕业时，他已经和一群专业的蓝草乐手一起在中大西洋地区进行巡回演出，并且签下了他的首张唱片。在高中时，我所在年级的伪音乐迷们对原声乐团五分钱克里克乐队（Nickel Creek）大加赞赏，将其视为他们这些新新人类的“戴夫·马修斯乐队”（Dave Matthews）；而这时候的泰斯已经经常和该乐队的贝斯手马克·沙茨（Mark Schatz）一起进行现场演出。这样一对比，有个问题便冒了出来：虽然我们俩都认真弹了同样长的时间，但是为什么到最后我成了一名水平一般、只会摆弄乐器的高中生，而他却成了明星？

在我拜访泰斯没多久后，这个问题便有了答案。同样都是18岁，我们俩能力上的差异与练习时间关系不大（虽然他的总练习时数可能比我多，但也不会差得太大），而更多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有关。比方说，我对摇椅乐队时期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每当弹奏的内容不太熟悉时，我便感觉不适。某个曲调在没有形成肌肉记忆时弹奏起来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感，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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