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空气的成分之一——氧气的分离为例。这是约翰逊书中有关“多次发现”的案例之一。只有下面这两件事发生，氧气的分离才成为可能：首先，科学家们开始将空气视为由各种元素组成的某种物质，而不是真空；其次，分离需要做实验，而研究者需要实验的关键工具，即高灵敏称具。只要达成这两个前提，氧气的分离便成为新近界定的相邻可能里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并且对任何碰巧朝这个方向看的人来说都是可见的。当时，卡尔·威廉·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这两位科学家正朝这个方向看过来，因而他们独立但又几乎同时地做了相关的实验制成了氧气。

相邻可能还解释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在那个例子中，4名研究者在我出席的一个会议上用同一种复杂的技术处理了同一个难懂的问题。所用的具体技术（随机线性网络编码）在近两年才引起身为计算机专家的我的同事们的注意，因为那时才有研究相关课题的科学家用它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难题。那4位科学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它的潜在价值，并且最后在会上发布了关于此项技术的论文结果。用约翰逊的话来说，在这个学术领域里，这项技术重新界定了该领域的前沿，从而重新界定了其相邻可能。因此，在重新组合的区间中，信息传递问题就像是几个世纪前氧气的发现，突然间成为一个等待解决的显而易见的目标。

职场竞争力

我们习惯认为创新应该是某种横空出世、震撼人心的事物，而创新者就应该立即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拥有远远超出人们当前水平的认知能力。我的观点是，创新其实更具系统性。科学家们一点一点将科技前沿向外扩展，在相邻可能中发现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会将前沿再向外扩展一些，产生更多的新问题；这样周而复始。“事实上，”约翰逊解释说，“技术（以及科学）进步很少超出‘相邻可能’的范围。”

前面提到如何理解相邻可能及其对创新的作用，这是我对“如何找到好的职业使命”这一问题的论述链条的第一环。在下一节里，我将串起第二环：由科学突破领域引向工作领域。

使命达成需要资本

我们知道，要想有科学上的突破，你首先要达到自己所在领域的前沿。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其延伸出来的创意无穷的相邻可能区间。我在思考萨贝蒂的同时，也在思考约翰逊的创新理论。于是，我的思考产生了一次跨越：与科学突破类似，好的职业使命也是一种创新，而这种创新存在于你所在工作领域的相邻可能之中。因此，想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找到某种使命，你必须首先达到前沿，而且只有在那儿才能发现这些使命。

这个观点可以解释萨拉的困境：她试图在达到前沿之前找到一个使命（她才读了两年研究生就开始为工作缺少重心而忧心忡忡）。作为一个研究生新生，她离前沿太远了，根本没有任何审视相邻可能的机会。如果看不到相邻可能，她就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一个吸引人的新方向。根据约翰逊的理论，如果萨拉首先在某一前景不错的细分领域成为专家（可能会花上几年时间），然后在那时再将注意力转到寻找一项使命上去，她的状况可能就会好一些。

同样，由于与相邻可能还存在距离，简也犯了错。她想创立一个革命性的非营利组织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一个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需要有一个明确而且有效的理念。简没有这样的理念。想要找到这样一种理念，她需要仔细审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所在领域的相邻可能；而这又需要她在改善人们生活的领域中首先达到最前沿。与萨拉遇到的情况一样，后一过程需要耐心，甚至是数年的努力。简在达到前沿之前就想找到一项使命，因而注定拿不出任何吸引人的想法。

职场竞争力

其实，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改变人生的使命只需空想和一个乐观的态度就可得到，那么改变世界会成为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它并不稀松平常；相反，它很稀缺。现在，我们理解了这种稀缺性的存在，正是因为你必须首先达到前沿，才能有所突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艰难程度正是我们大多数人在工作中试图逃避的。

反应快的读者可能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达到前沿”听起来很像前面规则二里介绍过的职场资本。让我们回想一下。我用“职场资本”这一术语来指代那些稀缺而宝贵的技能，而且认为它是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的主要“筹码”。大多数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都是通过先积累职场资本，然后将其兑现为成就大事的特质，从而达到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达到某一领域的前沿”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你是在积累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从而积累自己的职场资本。同样，达到前沿后，“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使命”就可以视为：对自己的职场资本进行投资，从而在职业上获取某种值得拥有的特质。换句话说，使命是职场资本理论在实际中运用的另一个实例。想要拥有使命，你需要首先获取资本。假如跳过了这一步，那么你的结局可能会和萨拉和简一样：满腔热情，却无用武之地。果然，当我们把视线转回萨贝蒂身上时，我们发现：她寻找使命的历程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职场资本理论的实际运用。

耐下心来，按正确的顺序做事

“我觉得一个人得需要激情才能快乐。”萨贝蒂这么对我说。乍一听，她好像支持激情假设，而我在规则一中已经对此进行过批驳。但是，她接着说道：“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份激情是什么。问起来，他们会说自己热衷什么什么，但是他们可能想错了。”换句话说，她相信拥有激情对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她还相信想要事先搞清楚什么样的工作会带来激情，这样做是徒劳的。

想知道萨贝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听一听她的经历就会明白了。“高中时，我对数学很着迷。”她对我说。后来，她很喜爱一位生物老师，这让她认为生物学也许就是为她准备的。当考上麻省理工学院时，她必须在数学和生物之间做出选择。“我发现，麻省理工的生物系对教学无比重视。”她解释说，“于是我选了生物作为主修。”主修生物后她又有了一个新的规划：她决心成为一名医生。“我自认为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我想从医。”

萨贝蒂在麻省理工学院表现优异，因而获得了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并得以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她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人类学。这是典型的牛津式的陈腐叫法，简单来说，就是“遗传学”。

正是在牛津大学，萨贝蒂开始坚信非洲和传染病也会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课题。算起来，这是在学生生涯里吸引她的第三个领域（至此，全部的项目包括数学、医学以及传染病）。这就是为什么她对“事先找到属于你的某个真正的天职”这种策略持谨慎态度。在她的经历中，很多不同事物在不同时期看起来都很有吸引力。

出于自己刚对非洲产生的兴趣，萨贝蒂加入了一个研究小组，利用基因分析来帮助非裔美国人追踪他们的族谱，找到他们在非洲的发源地。大约一年之后，萨贝蒂决定换个实验室。于是，她转入朋友推荐的另一家实验室，而这家实验室研究的是疟疾的基因。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萨贝蒂回到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想攻读医学博士学位。虽然自己就要拥有遗传学博士学位，但她根本没想过放弃早先“自己注定会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结果，她成了一名年轻的医学生，而且还要在课余时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你要是想写生活的高品质和有趣的一面，那就别问我在哈佛的日子。”她提醒说，“哈佛的日子挺难熬的。”

在完成博士论文，成了一名遗传学博士后，萨贝蒂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而且还要兼顾自己的医学博士项目。因此，她乘坐地铁往返于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间，在两所学校共同拥有的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与著名遗传学家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一起开展研究。正是在这期间，她的想法（用统计分析来寻找近期人类进化的证据）开始有了成果，并于2002年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它的标题听起来不怎么吸引人：《从单倍型结构检测人类基因组的近期正向选择》。

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的结果，这篇论文自从发表以来已经被引用了超过720次。“那篇论文发表后，人们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萨贝蒂说，“从那以后，很多学校发来了聘书。”虽然在此期间她读完了医学博士，但直到此时，她的使命才最终确定：做临床医师没什么意义，她要致力于研究用计算遗传学来抗击古老疾病。最后，萨贝蒂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聘书，从而做好了在事业上投身于某个单一目标的准备。

萨贝蒂的经历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在她的专业训练过程中，成就现在这份事业的使命来得是如此之晚。这种“晚”的最佳体现便是她仍然要上（而且还要读完）医学院的决定，尽管当时她的博士研究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了。假如萨贝蒂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对自己命运确信不疑的人，她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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