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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理解了自主力的重要作用,那么评估机遇的方法就会发生改变。你会将某个职位所蕴含的自主可能性视为与薪酬或声誉同等重要的东西。我在求职时所采用的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它的帮助下,我重新考虑了自己所要做出的选择:接受乔治城大学的工作邀请,或者暂不接受而去那所名称保密的州立大学面试。当开始以自主力的大小来衡量自己的选择时,我注意到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作为更大规模的全校科研投入的一部分,乔治城大学刚刚设立计算机科学博士项目。在整个求职期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一直都给我讲她自己职业生涯早期的经历。当时,她工作于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的计算机科学系,而这个部门刚刚经历了向一个研究型项目的转变。“在一个正在成长的项目里,你总会得到发言权。”她对我说。
相比之下,在一个业已完善的学术机构里,作为一名新来的助理教授,你在其等级体系内的位置是明确的:最底层。在这样的大学里,你往往要工作很多年,直到成为一名正教授,然后才能对项目的发展方向有所影响。在那之前,你只能跟着上面转。
我注意到的第二点是:乔治城大学终身聘用的评定程序不同于业已完善的常规院校。在一家大型的研究机构里,终身聘用的评定是这样的:管理高层发信给你所在学科大类的其他人员,询问他们你是不是你所在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如果不是,他们就会解雇你,然后再去聘任一位符合条件的人。某些机构做得更甚,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新聘用的人员别指望能得到终身职位。学术就业市场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可用的人才要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以他们这样做也没关系。
假如你的研究方向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就像我的方向),而且他们也找不到专家来询问相关意见,那么你就很难保住自己的位置,因为你的专业水平无法得到证实。正因如此,这套体系鼓励初级教员“随大流”,也就是说:想要获得终身聘用,最保险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已经有很多人感兴趣的重大课题,然后在工作上超过同行。想要创新,你还是等到以后再说吧。这一事实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已故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兰迪·波许(Randy Pausch)著名的演讲《最后一课》(Last Lecture)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时,他风趣地说:“新教员们常常跑来问我,‘哇,你这么早就获得终身聘用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说,‘很简单,任意挑个周五晚上10点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我就告诉你。’”
这种获得终身聘用的方式是以赤裸裸的相互比较为基础的。相反,乔治城大学则清楚地表明对此并不感兴趣。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计算机科学部门更专注于培养自己的明星研究者,而不是从别处挖人。换句话说,我如果在优秀的期刊上发表了出色的成果,那么就可以留下来。我不用顶着压力去选择一个保险的已有领域,然后试着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因此,在如何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方面,我可以有很大的灵活性。
从自主力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在自己的事业上拥有自主力,因此乔治城大学显然比那所业已完善的州立大学更具吸引力。不过,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我抽出时间仔细考虑了一下规则三中的其他观点。假如不考虑这些观点,那么规则三对自主的赞同便无异于头脑发热。在探求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陷阱,而且人们在寻求自主力时往往会被它们“绊倒”。第一个陷阱是拥有的职场资本太少。假如没有某种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作为交换,但却寻求在职业生涯中拥有更多自主力,那么你所寻求的可能只是一场空。
举例来说,很多生活方式设计的拥趸便掉进了这一陷阱。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常规工作,企图通过被动收入型网站赚钱。这群叛逆者很快便发现:计划中的赚钱部分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换钱。这个陷阱似乎跟我的求职经历并不相关,因为学术求职的过程通常要求求职者首先要有大量的职场资本(表现为同行评议的出版物以及强有力的推荐信),然后才有获得工作邀请的可能。不过,有些部门会以自主型学术生活来吸引第二梯队的求职者(也就是没有很多职场资本的人),然后等他们来到学校后便强加给他们大量的教学任务和服务责任。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校园这样的“象牙塔”里,人们仍须提防陷入自主力幻想之中。
第二个陷阱描述的是当你的确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获取更多的自主力时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才最有可能遇到来自周围其他人的阻力,因为更多的自主力往往只对你有利。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们鼓励我去追求一个快速发展的项目(比如乔治城大学的项目)所提供的灵活性。但是,在我的职业圈以外,一定会有人对这样的决定更加抗拒。对他们来说,想要收获梦寐以求的终身聘用以及研究上的知名度,最保险的途径是在一所业已完善的大学里沿着别人走过的路去发展。“对工作拥有更多的自主力”这样的个人利益不在他们的职业目标之列,所以任何不保险的决策都会被视为危险。
在研究规则三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用来规避这两个陷阱。我称之为“财务可行性法则”,并将其描述如下:“在决定是不是应该追求某项有吸引力的活动,从而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增加自主力时,你应该问问自己别人是不是愿意为之埋单。如果愿意,那就继续追求;如果不愿意,那就维持现状。”
最后,正是在这个法则的帮助下,我做出了自己的职业选择。在对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自主力方面,乔治城大学所提供的发展潜力要大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们还愿意为我谋求自主的举动提供优厚的待遇,不仅是资金上的,而且还包括对我研究计划的支持。因此,根据财务可行性法则,如果去乔治城大学,我确信自己可以避开两个自主力陷阱:一方面,我有足够的职场资本来换取工作上的潜在灵活性;另一方面,我可以自信地无视那些试图让你循规蹈矩的劝阻声音。于是,我推掉了那家州立大学的面试邀请,坚持留在了乔治城大学。
我对规则四的运用:找到真正的使命
根据规则四的解释,职业使命是在你的职业生涯中起到统领作用的某个目标。它让人们因自己的工作而出名,而且随着名气而来的还有很多非凡的机遇。此外,拥有使命还是一个很久以前就让我着迷的想法。
学术界是很适合讨论使命的领域。你会看到一些教授从事着格外有吸引力的事业。假如你问他们所做的与同行们有何不同,那么答案不外乎为他们的工作是围绕某项引人注目的使命而展开的。我们以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作家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为例。起初,莱特曼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一直兼职写作。不管是小说还是非小说,他的作品都抓住了科学的人性化一面。他写了很多部作品,而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他的畅销书、获奖小说《爱因斯坦的梦》(Einstein’s Dreams),而且他的文章基本出现在每一本重要的美国文学出版物上。
莱特曼的事业建立在其“挖掘科学的人性化一面”这一使命之上,从而让他达到了令人神往的境界。他并没有为寻求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终身聘用而饱受折磨,而是成为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被理学和人文学科双双聘用的教授。他帮助麻省理工学院发展了通信建设,接着又成立了学院的研究生科学写作项目。在我见到莱特曼时,他的职位已经转成了兼职教授,这样他就有了更多自由来安排自己的工作;而且他已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没有精神负担的生活,能这样生活非常了不起。现在,他专门针对那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教授自己设计的写作课程。他已经解放了自己,不需要一直寻找经费或者发表文章。夏天时,他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在缅因州(Maine)的一个岛上一起避暑,那里没有电话,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想必他会一边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一边晒着太阳,周围是秀丽的景色。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官网上,莱特曼的联系方式页面上写着这样一条免责声明:“我不用电子邮箱。”假如一名学者没有莱特曼的名气,那么如此追求简单生活的举动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很多教授都运用使命创造出了一份不寻常而有吸引力的职业,莱特曼只是其中一位。在为本书进行研究时,我最后追踪并采访到了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比如萨贝蒂和弗伦奇,因此你会在规则四中看到他们的详细经历;而其他人则没有收录在本书中,比如莱特曼、年仅31岁便因将数学和文化研究相结合而出名的埃雷兹·利伯曼(Erez Lieberman)、因脱贫项目的评估工作而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的“天才”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等。但他们仍然对我在“如何塑造自己的职业”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直到我开始认真开展规则四的研究,并且遇到了萨贝蒂、弗伦奇及鲍凯特这些使命方面的行家,我才理解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将使命变为现实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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