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 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关于当时各地“左”的倾向还在继续和发展，彭德怀掌握了很多材料，他并没有都在信中反映出来。如相当多的地方还在搞大兵团作战，不分强弱，不计报酬；由于拆房建居民点，有些群众无处栖身；不少地区抢着实行“园田化”（即耕地、休耕地和种树栽花各l/3，这是1958 年愁“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过的设想），加上农村劳力极端不足，1959 年春播全国比1957 年少9000 万亩；由于基建项目过多，资金材料等过于分散，造成了限额以上项目窝工待料等严重后果；以及市场的紧张等，信中都没有写。可见彭德怀在写信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未感情用事，而是考虑到收信人的接受程度的。他曾估计，即使采取有效措施，至少也要两年才能恢复到1957 年的正常情况。这些都是他当年在庐山的一个笔记本中写到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述》说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

    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7 月14 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由此可见，这封信确实是写给毛泽东本人参考的。不论动机与内容，写信人应是无可指责的。

    对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与形势的变化7 月16 日重新编组之后，彭德怀的信也分发下去了。从17 日起，开新的小组会。头两三天，对《议定记录》稿与彭德怀的信的意见，发言者如有涉及，大体是同时谈到的。后来两三天，即到22 日下午为止，如果涉及，就只是对信的评论了。但总的还是在“形势与任务”这个范围内来谈的。

    这时总理正召集各部开会，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通过《议定记录》，以便结束会议。

    会议原来还是比较平静的，虽有不同意见，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交锋，但并不很尖锐，没有根本性质问题的争论，也少长篇大论。所有的发言，包括我们几个认为会议还有压力的人的发言，以及《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这封信，都是从根本上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的。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彭德怀的信发出之后，突然起了这么个作用。发言中对信有意见，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对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等缺点、错误的评价，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如何看待1958年的经验教训问题。关于对这封信的看法，彭德怀后来在自己的笔记中，是这样估计的：多数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还有许多人没有发言。这个简要分析，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前面已录下了胡乔木、周小舟和我的发言，是很支持彭德怀的信的。下面录出的一些人的发言，对这封信，有的是明显的支持或反对的；有的没有直接表态，言内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对，读者可以自加体会。

    黄克诚是17 日上山的。18 日一早参加国务院会之前，周小舟和周惠约我去看望他。我们都谈到会议有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议上他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点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谈到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后来传说周恩来有这样的话：黄克诚早上山就好了，这样，彭德怀写信之事就可能不会发生。20 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曾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

    19 日，黄克诚在第五组发了言，没有谈彭德怀的信。他说，他同意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

    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他同意（议定记录冲讲的三条缺点，再补充以下几条：互。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2.比例失调；3.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北戴河通过公社决议时，黄克诚就对陶铸、周小舟等人谈过：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克诚是一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经历，包括乞食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斗争特别是打AB 团等错误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

    他在党内是有名的“老右倾”，受过多次打击和处分，但他不以为意，该讲的还是讲。可惜陶铸也好，周小舟也好，谁也挡不住公社大挂牌子。这时黄克诚在发言中谈到公社问题时说：“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谈到作风问题，他补充一点，即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举出高扬反映河南炼铁中问题的例子。当时中央工交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带了一个工作组，到河南登封、禹县、鲁山等地了解炼铁情况，这是大放卫星的地方，发现质量不好，产量不实，向中央写了封信，提出看法。

    材料转到河南省委后，河南省委大发雷霆。这就是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黄克诚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在发言中，他还指出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最后谈到缺点造成的影响：二。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基建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2.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

    3.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毛主席也讲过开动脑筋，放下包袱；缺点不讲，总是个包袱。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和陶鲁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在第四组，他们21 日的发言，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都引起非难，受到批评。

    赵尔陆说，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如说缺点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分析不够，容易引起误会。大跃进期间，部门之间工作矛盾最严重的是一机部同冶金部。可以这样说，冶金部在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产品的质量。数量等问题，最后主要都落实到一机部，由一机部来承担。

    陶鲁笳直率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大体纠正了，但完全解决还要做很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右，当然就是“左”。

    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处理的方法，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将来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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