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没有充分说，确有问题。8 月上旬开全会。全会方式还是分开开小组会。

    当时各小组讨论中，有人追问23 号晚上我们三个人到黄克诚住处之事。

    “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我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 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我的好感，刚开过的上海中央全会上，因为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三封信），我还是受到当众表扬的人。

    30 日一早，得到通知，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毛泽东首先说，他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惯言他们两人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谈了他在三军团工作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江西被怀疑成AB团，几乎遭杀害时，是彭总救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关系始终很好。由此就谈到，尽管如此，但在某些政治或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毛泽东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随后毛泽东又谈到“政治参谋长”问题。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主席，是你提名要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毛泽东于是说，这些疙瘩要解开。（意指过去不大了解黄克诚的历史及彭黄关系）后来就提到人们有“湖南集团”的说法，同我们几个人不通心，同周小舟尤格格不人，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我们又都谈了些会议情况，当前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辩。毛泽东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我们对“湖南集团”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这样，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为问题了。毛泽东说，这是一种误会，要我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我们谈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

    毛泽东找我们四人谈话，无疑是要我们不要再受彭德怀的影响，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这一点，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

    慨叹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英还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二议定记录）草稿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

    28 日第一组的小组会，仍集中批评我，主要还是追究“出轨。翻车”

    之话。这时，彭涛谈了此事的经过：“在火车上的议论，记得当时李锐同志这样说：比例失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不平衡，好像开车的开得有

    点歪；一种是严重失调，就好像出了轨。出轨与翻车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后来你在小组发言，还引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话说，资本主义经济失调，受害的只是少数资本家；社会主义经济失调，就要影响工农关系。

    这些话代表你对大跃进的看法。认为大跃进出了轨，认为比例失调已经影响到阶级关系。“这种批评还是近情理的。批评我反对”以钢为纲“这些言论时，也还没有戴大帽子。

    这天我作了第二次检讨，承认迷失了方向，承认20 日的发言精神不对头，“实际上对彭总的信可说起了呼应的作用。习仲勋同志说我是中间派，这说得轻了，我是中间派偏到右边去了的”。说自己会议初期读书，看材料，搞比例关系，钻综合平衡问题，以及大跃进到底以何种速度为宜等问题，“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气息”。

    关于1070 万吨钢的问题，我谈到去年6 月“主席找我去谈问题，问到钢的情况，我说钢不够用。主席说，既然不够用，今年钢能不能翻一番呢？

    第二天遇见王鹤寿同志，把主席意见转告，鹤寿同志当时感到有些困难“。

    下面是王鹤寿的插话，也刊在《简报》上。这是一段重要史料：“有这么回事。开始我们计划1958 年搞800 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铁上去了，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

    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 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

    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

    30 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下面这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

    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的身份来参加中央的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无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

    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

    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时指出、纠正甚或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

    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 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心里话（譬如 1950 年、1952 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

    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 月18 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去开会了。

    听了主席23 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

    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这封信由毛泽东的保卫副官王敬先连夜送与毛泽东。也许这是7 月31日常委会让我们四人列席旁听的原因之一。因为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李锐的信已送与常委看了。

    《庐山吟》九首中的第七首，即是写的“三登楼”后，当时自己的一种迷惘心境：不似东风不似春，山中风雨与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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