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保存在身边几十年的当年听老师讲课的八本笔记带回来交给顾之京，经她摘录、整理，辑成七万余字的《驼庵诗话》。后来我又联系上了北京所有的同学，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请大家帮忙找顾先生的作品，搜集起来，最后由顾之京总承其事。我写了《赠故都师友绝句十二首》记述了这一次的聚会，其中有一首写的是：

归来一事有深悲，重谒吾师此愿违。手迹珍藏蒙割赠，中郎有女胜须眉。

后二句指的是在一次聚会中，顾之蕙与顾之京姐妹曾把手中所保存的先生一封亲笔信送给了我。

1984年，四十余万字的《顾随文集》编订完成，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随文集》。从1948年我辞别顾先生南下，时隔近四十年，此书终于出版。而且，自那时起，我就和之京师妹约定：我所带回来的听老师讲课的笔记，凡经她整理并在国内出版的，一切版权和版税都归她所有，这或许也算是我对顾先生深厚师恩的一点回报吧。





第四章　长路漫漫



一、初为人师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平开始了教学生涯。刚毕业的时候，辅仁大学分配我到佑贞女中去教书。佑贞女中在西什库教堂附近，是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天天骑车去上课。当时一般的老师只教两个班，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一开始我只教一个班，学生们对我都很好。有一天我的自行车坏了，佑贞女中门口没有公共汽车站，要走出来。下课以后，这些女孩子就非要跟我一起走出来。刚出校门就碰上一个教地理的女老师，我还记得她姓樊。樊老师跟我说，我已经到学校了，你先骑我的车走吧。她把车给了我，我接过车就要骑上走，那些女孩子就是不肯让我上车，一直要跟着我一起走。我常常想起这些，很是感动。

大概因为我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使得听我讲课的学生也产生了对国文课的热爱。于是陆续有人邀请我去兼课。不久就有一位在私立华光女中任校董的父执辈的友人邀我去华光女中兼职教学。还有一位我的学生家长在志成中学担任校务工作，他们找不到教国文的合适的老师，听学生说我教得好，就请我去教。他们学校分男校、女校，我教女校的高一国文。男校高二有一班的学生程度很好但很调皮，他们对不满意的老师就在课堂上故意给老师难堪，赶走了两个教国文的男老师，没人敢教他们。我在女校这边教得很好，学校就请我去教，就这样我的课越来越多。最后不得已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情况下，我竟然同时教了佑贞女中、志成女中、华光女中三个中学五个班的国文，每周三十个小时。因为我和同学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居然丝毫没有感到辛苦。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有一定的进度，有些规模较大的中学，同年度的班级较多，所以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我在讲课的时候，除了培养学生的兴趣以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特别认真不敢掉以轻心。这样当然也使我自己获得了不少教学相长之益，而我任教的几个班级在联合考试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那时我刚毕业，只有二十岁，比学生们大不了几岁，我穿得很朴素，就是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因为当时的北平，无论是女老师还是女学生，往往在冬天的棉衣外都穿一件蓝色阴丹士林的长衫，所以我的衣着看起来跟学生没有多大差别。有个学生四十年后在台湾相遇，告诉我说，我来教他们时，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女校的学生呢！这个班的学生程度非常好，有些人的书法也写得很好。




1948年春天我将赴南方结婚，临走的时候，那些女生就跑到我家来哭，送给我她们绣的手帕，全班还照了合影纪念。男校的学生下了课就拉着我的车跟着我走，把他们自己写的字幅送给我留作纪念。当年的一个男生后来也到了台湾，我还记得他的国文程度非常好，过了几十年，大约是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他通过报社找到我，跟我通信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希望我下次到台湾跟他见个面。后来我到台湾就给他打电话联系，是他太太接的电话，问我是谁，我就说我是他四十年前的老师。一次聚会的时候，他还骄傲地跟别人说，你们认识叶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认识她时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回到大陆以后，有些我当年教过的学生，见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也都纷纷与我联系，还到天津来看我。近来有些旧日的女学生，身体衰弱，她们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来天津看我，还常给我打电话问候，使我非常感动。

1948年南下结婚前与北京志成中学学生合影，第二排左六为叶嘉莹





二、南下结婚


我这个人是比较古板的，很保守，从旧家庭长大，我确实没有谈过恋爱。上辅仁大学的时候，男女分校。虽然有时合班上课，不要说男生，就是女生我也很少跟她们说话，有些男孩子给我写过信，我从来也没有回答过。我先生的妹妹跟我是同学，同级不同班。我初中的英文老师是我先生的堂姐，因为我书念得好，所以她特别喜欢我，大概就是她把我介绍给了我先生赵钟荪，但是这位老师并没有告诉我。那时过年的时候，学生常常去给老师拜年，可是没听说老师给学生拜年的。而有一年，这个老师突然跑到我家来拜年，我还挺奇怪。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有意来我家的。抗战时期我先生曾去过后方，胜利以后回到北平，还没有结婚。就是这时，我先生的堂姐向他提到我这么一个人，那时他在秦皇岛工作，他有一个同事是我的大学女同学侯英的男朋友，于是他就托侯英将他介绍给我。侯英打电话约我去她家，恰巧侯英的父亲去世了，我想人家有不幸，我应该去安慰一下，就去了她家。在侯英家，我见到了我先生赵钟荪。他一见我就说，我是你老师的弟弟。既然是老师的弟弟，我自然就得客气一些，不会像对其他男生那样，理都不理人家。恰巧那时我家的南房空了出来，我弟弟都长大了，就在那里弄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常常有同学来打球，赵钟荪有个同学的弟弟跟我弟弟是同学，他也就借机常常来，我们就慢慢熟悉了。后来他也几次跟我提过婚姻的事，我都没有答应他。

1948年结婚照



我们认识差不多两年时，赵钟荪丢掉了秦皇岛的工作，又失业了，还得了病。失业的原因至今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姐夫在国民党海军工作，就在南京的海军给他谋了个职。他就提出要跟我订婚，我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走。我当时心肠就软了，我以为他可能是因为常请假到北平来看我才失去工作，见他又失业又生病，好不容易谋到个职业，别耽误了，就答应了他。不久，我父亲从上海回来度假见了他，内心并不满意，说他学无专长。但是我家不论是伯父还是父亲都比较开明，既然我答应了他，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赵钟荪在南京安定下来后，就写信要我南下去结婚。1948年我离开北平，去上海结婚。我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里也没有给什么陪嫁，因为我已经教了几年书了，手里有一些钱，就连赵钟荪当时去南京的路费也是我出的。因为我父亲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我是坐飞机去的，也因为觉得很快就会回来，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书都没有带。但是我老师顾先生课堂上的几大本笔记，我是随身带着的。

1948年3月29日青年节，我在上海结婚，这一天是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我父亲和我外公原来都在上海工作，但当时父亲正在北平休假，外公也已经退休，所以没有举行什么婚礼仪式，只是赵钟荪的姐姐邀请吃了一顿饭，并且照了几张结婚照。我到上海后是暂住在赵钟荪一个堂弟赵荃荪夫妇家中。因为当时国民党海军在南京，所以结婚后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了南京。他的姐姐临时给我们租了一间大房子，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就借了一张大床，买了一个红泥的小火炉子，开始了婚后的生活。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我的堂兄还在北平，可是这时他也到了南京，没有地方住，就跑来找我。我们就在屋里拉了一个布幔，让我堂兄他们夫妇住在了另一边。不久我就找到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叫圣三中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

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已经开始紧张，币制混乱，一日数变。起初是法币贬值，贬到不足制造这张纸币本身的费用。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本来最高限制是二十亿，结果是十个月发行了六百万亿。我们租房子都不说一个月多少钱，而是说一个月是几袋米或者是几袋面。因为这个月说一百，下个月连五十都不值了。我出去买炒菜的油，要排很长的队，如果排在后边，肯定是买不到的。南京有个太平商场，到了紧急的时候全都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商人都不肯卖货，把货都存起来了。因为一双鞋子今天卖五元，明天就卖十元。只有银元才能保值。那时南京的白下路两边都是卖银元的，分别有大头和小头。大头是袁世凯的头像，小头是孙中山先生的头像，价格不同。我和赵钟荪每个月拿到薪水后，就赶快到白下路去买银元存起来，买银元的时候要先把银元叮叮当当地敲敲，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吹它一吹，再放在耳边听听有没有回声，可以帮助判断银元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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