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非洲历史的通晓程度让人吃惊。他们已深深扎根于非洲的土壤中，他们用科学知识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可以描述出北方人民的每一次运动，能够头头是道地讲出这方面的各种理论，还可以总结出历史上我们人民内部之间冲突的原因，与白人对话，甚至还可以预知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这些“历史学家”的优点所在。能够继承我们祖先的这种口头传承文化的老一辈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正在消失。借助于科学的发展，获取各领域知识的方式虽然已经被现代化，但是年青一代依然重视老一辈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天都会有新的实际问题出现，他们喜欢用教室和课本里的知识来验证老一辈人的实践经验。
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是的。宿舍导师在大学里主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很厉害……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他的房子常常有鬼怪出没。为了把鬼怪驱逐出去，他想尽了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村庄［由小茅屋或房舍组成的村庄］。于是，他把家当打包装在一辆马车上，动身去其他村庄。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问他：“你现在是去哪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车上就有声音传来：“我们在搬家，要离开我们的村庄。”原来是其中一个鬼怪在说话。这人以为搬家就可以把鬼怪甩掉，但事实上鬼怪一直跟着他。导师就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面对它，不要逃避。如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一直跟随你。出现问题了，就要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这就是故事中的道理……我从未忘记过，我也很相信这个道理——有问题就必须面对，而不要试图掩盖。例如，在政治上，会出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采用不受大家欢迎的方案。如果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人会响应，然后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们有没有资源？我们有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有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有一些人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种激进的印象，遇到问题就不去面对，尤其是不去面对那些会使他们不受欢迎的问题。要获取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要让人民对你的见解有信心，要清楚、礼貌、平静地说出并解释你的观点，但是不要直白地说出来。
3．选自1987年12月22日曼德拉给南非大学的一封信[9]
我特此申请免修拉丁语1这门课程，理由如下：在1938年大学录取考试中我通过了这门课，1944年也通过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本学科的特殊课程考试。但是，现在我已经基本上忘光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如果要重修这门课，我就得从头学起。对于一位69岁高龄的老人，这可是一件难事。我曾经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律师，在被捕和判刑以前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了9年。如果我要重新做律师，就不必学习拉丁语学位课程。但是，我也不打算再继续从事代理律师或辩护律师职业。就算以后哪天会继续做律师，我也不会去学习拉丁文，因为我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您同意我的申请，我打算把拉丁语1这门课改为非洲政治。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次大范围的国民运动中，必然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或数量众多，或极其相悖，或是最基础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如果一个组织由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而且在这些阶层和团体之间，各自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冲突，并且这些冲突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刻爆发，那么在这个组织内部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冲突。还有一种矛盾，它会把同一个阶层或团体分裂得七零八散。在割礼仪式上，因为实行不同方法而产生了各种偏见，这就是一个例子。在福特哈尔大学时，我的一个朋友没有遵守习俗实行割礼，当我发现这个事情时，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甚至带点儿讨厌。那时我21岁。后来，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接触后的经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帮我消除了青少年时期的偏见思想，使我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慢慢地，我明白自己完全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风俗标准去评判其他人，不管对自身所属群体的风俗有多么的引以为傲[10]；我也认识到，仅仅因为别人没有按特定的风俗行事就鄙视他们，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危险表现。我想，如果一种风俗一方面能够团结民众，另一方面又不会在目标上与反种族压迫斗争冲突的话，我就应该适当地尊重这种风俗习惯。但是，我绝不会把自己的习俗强加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不会遵从一些有可能冒犯我们同志的风俗，毕竟在如今的形势下，想获得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5．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哦，是的！是的！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老师就曾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了，你们将来会成为人民的领袖[11]。”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当然了，对于黑人来说，如今取得一个学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国王一定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家族的一员），在福特哈尔大学读书而感到自豪。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实际经历与期望之间的反差就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读大学时我以为，毕业后我会自动成为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努力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是遵循这样的生活模式。很多学生离开教室后，就直接找到一份很舒适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威望。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很尊敬这所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教育界尤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的经历却与他们大不一样。我进入的是一个重视工作经验和常识，但高学历却并没有决定意义的圈子。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跟我的新环境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普通教师都不太愿意谈论种族压迫、黑人机会欠缺和受到侮辱这样的话题，而这些也是他们目前所经历的。没有哪位老师哪怕能简单地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我应该阅读相关方面的哪些书籍；也没有老师告诉我，在我希望成为纪律严明的自由运动的一分子时，应该加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我只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尝试并从一次次的错误中来学习这些事情。
[8]关于以上人物，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曼德拉在狱中继续学习法律学位所要求的课程，于1989年获得学位。
[10]割礼是科萨族一种传统仪式。接受过割礼，就标志着一个男孩进入成人阶段。曼德拉在16岁时接受了割礼。
[11]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推行高等教育的黑人大学。
第二部分
戏剧人生
* * *
在福特哈尔大学时，纳尔逊·曼德拉曾扮演过刺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在罗本岛上，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Antigone）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Creon）。为了曼德拉的学习，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买了一大堆希腊戏剧文学著作——守门人对这些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所以毫不费周折，书就运了进来。但是扮演坏人无疑激发了曼德拉恶作剧的幽默感。在罗本岛上，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本，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并对希腊悲剧情有独钟。有一次，他还拿自己的表演开起了玩笑。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他就了解到了戏剧形体动作的威力。
事实上，自1941年起到1962年入狱，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很不错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末，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定了曼德拉的领导地位；50年代到60年代，他积极参加了所有反种族隔离的运动。1962年8月他入狱时，他已是“民族之矛”（MK，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而且成为反种族压迫运动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也是南非的头号通缉犯，被称为“黑色海绿花”（The Black Pimpernel）。1963年到1964年间，南非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庭审理。在这次审判中，曼德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焦点。
1944年，在经历了几次恋爱后，曼德拉娶了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伊芙琳·梅思（Evelyn Mase），他的戏剧人生也到了新的阶段。他们生了4个孩子：女儿马卡齐韦（梅基），以及两个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和马克贾托（贾托)，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也叫马卡齐韦，但出生后9个月就夭折了。结婚十几年后，他们终究承受不了生活中的痛苦和彼此在一起时言语的尖刻，最终离婚。在以后几年里，这次失败的婚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1958年，曼德拉娶了光彩照人的姑娘温妮·马迪基泽拉（Winnie Madikiz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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