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最后又把我释放了。但是，现在这些人进监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要反抗不公平的法律。学生们（他们都是我的同志）离开教室，带着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血，来到大街上进行抗议。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10．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我一般不干涉别人的事，除非别人请我。即便是别人请我，我也总是想办法让他们和好如初。作为一个律师，在一对夫妻找我进行离婚诉讼时，我总是问他们：“你们真的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吗？真的尽力了吗？”有些人其实还是很欢迎我这么问的。事实上，我用这种方式挽救过一些人的婚姻。但是，也有一些人痛恨我这么问，因为她和丈夫刚吵过架……她当时很愤怒。我问她：“我可以叫你丈夫来吗？”她就会很激动。从那时起，就算到了法庭，她也不愿意你见到她丈夫……很明显，她是想让你完全以她的立场去办事。这时，事情就有点儿难办了。但是我一直都在尝试让夫妻复合……当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
11．选自1984年12月27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引自给K·D·马坦齐马的一封信[22]
看起来……你和政府都想把我和我的同志们释放至乌姆塔塔[23]。也许我得提醒你一下，1977年你第一次请求来监狱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接受你的请求，因为当时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都认为，由于你参与了《班图斯坦计划》（Bantustan Scheme）的实施，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请求[24]。今年2月份，你再次表示要来探访，希望能讨论关于释放我们的问题。我们再次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你又未能如愿。必须向你说明，我们绝不接受把释放我们与班图自治联系起来。很感激你对受监禁的政治犯所表示的关心，但是在我们已经明确反对你把释放我们的问题和班图自治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你依然坚持这样做。这如果不是挑衅，对我们也是一种干扰。奉劝你不要再这样继续固执下去，因为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你我的意见冲突。我们坚决拒绝被释放到特兰斯凯或其他班图自治区去。你应该清楚，正是因为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才会被囚禁在此，然后在监狱里度过后半生。种族分离发展，会使在同一个国家的民众完全陌生化，同时也正是政府直到今天都在迫害我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请求你能够放弃这个激起众怒的计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与你讨论这个问题。
选自1984年12月27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见第44页和第46页。
1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我们谈起过你在1955年9月的旅行，那时候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你的禁令[25]，但是谈话后来中断了。在你回忆录的手稿里有很多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情，而且内容很详尽。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享受自由，所以那次旅行对你很重要？
曼德拉：不对，你说错了，政府是从1952年12月开始限制我的自由的，而不是在9月恢复了我的自由。那次是政府第一次限制我的自由，依据是《暴乱集会法》（Riotous Assemblies Act），期限为一年。另一次的期限是两年。后来，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政府只允许我在约翰内斯堡活动，期限是5年。在这漫长的5年间，我不能出去旅行。禁令期满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揭开了新的篇章，所以决定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处走走看看，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政府肯定还会给我下禁令，然后规定我只能在某个地方活动。那次旅行之所以对我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1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国际俱乐部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国际俱乐部为各民族团体提供见面的场地……它坐落在小镇上，人们可以在这里与朋友会面、交流思想并且接待来访者……在这里还有可口的饭菜，还可以玩游戏……参加辩论等等，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有一次，俱乐部里来了一个美国人，不，应该是两个美国演员：卡纳达·李（Canada Lee）……和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后者如今已经是很出名的演员了。我们在俱乐部里招待他们，那个时候俱乐部里真是乐趣多多啊。那些日子里，各民族的人们可以聚在一起，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光。
施腾格尔：俱乐部是在镇上吗？具体在哪里呢？
曼德拉：是啊，从这一直往西走……
施腾格尔：你是那里的秘书长？
曼德拉：对。我是俱乐部的秘书长。
施腾格尔：还有一个人——我想应该是在你卸任后，他开始担任俱乐部的秘书长，你们曾经还是朋友——他叫戈登·古斯（Gordon Goose）。
曼德拉：戈登·古斯，哦，对。
施腾格尔：那么，你开始跟人们有所交往了？
曼德拉：是啊。他是英国人，来自英格兰，还是位虔诚的教徒。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叫厄休拉。厄休拉双目失明，但是很能干，非常非常能干，现在是老师。我刚刚被释放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她还在教书……有一天下午5点钟，戈登不能去接他妻子，就请我帮忙去［接他妻子］。她……当时工作的地方……在专员街（Commissioner Street），离这里就只隔几个街区。我到了那儿，扶住她。因为她是盲人，她就把她的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就在这儿［做手势］。然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学校。看到我们的那些白人差点儿杀了我。她……可是很漂亮的……白人看到一个黑人拉着一个漂亮的白皮肤女人，天哪，他们几乎要把我杀了啊。但是，我假装……我很勇敢，就像能够打败整个世界一样，就那么忽视了他们。然后我们上了车。［后来］我的工作转入地下后，总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我的藏身之处没有多远，所以晚上常常去他们家。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凯西”·卡特拉达谈论詹姆斯·莫罗卡博士[26]，莫罗卡在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审判中，想与包括曼德拉和卡特拉达在内的19位被告人划清界限，自己独自拥有了辩护律师[27]
卡特拉达：［《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61至62页中你说：“我去看望莫罗卡博士，他住在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塔巴恩丘（Thaba Nchu），刚跟他见面，［我］就提出了行动进程计划，但是他不太感兴趣。他当时非常伤心，想出去透透气，他这个人有时非常傲慢。”
曼德拉：会“很傲慢”吗？
卡特拉达：对，傲慢。
曼德拉：不，老兄，我可不喜欢你这么说他。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首先，他肯定不是傲慢的人。另外，我不想在这样的传记中作出不好的评价。
卡特拉达：好吧。
曼德拉：……我想，我们应该这么说“看到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努力撇清自己和在他的领导下制定的政策和行动的关系，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不太想讨论他是否自大和背叛人民这两方面的问题。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我觉得要避免谈论这类问题……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们写过信，孩子们回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别人说他的好。
卡特拉达：说他们的父亲的好？
曼德拉：他们的爷爷的。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们评论一位领导人的时候，即使是批评他们，也应该拿他们与［尤素福·］达多博士[28]……［沃尔特·］西苏鲁[29]这样的领导人……进行比较……这样的话会对被批评的领导人好一些，他们毕竟都是经过革命运动锻炼出来的……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集体领导艺术中。对于莫罗卡博士来说，他只是属于另外一个派别，在领导能力这方面确实有局限，但是他的领导还是很受人们尊敬的。
曼德拉：……就是批评也要让人心服口服，要以事实为根据，抱着诚实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但同时不要超过某个范围，就像建筑物一样，它们都是有骨架的，而我们也算是建筑师了。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你说过，参加革命运动的作家不仅仅是在记录，他们也是建筑师，对革命组织的建立和组织内部的相互信任都是有贡献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15．选自曼德拉与施腾格尔关于非暴力的谈话
［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是圣雄甘地的狂热信徒。作为基督徒和甘地的信徒，他很相信非暴力……[30]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相信……因为如果你把非暴力当做一种信条，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坚持使用非暴力手段……但是，我们坚持只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才采用非暴力。一旦具体情况不适合使用非暴力手段，我们必须放弃，然后采用更加适合具体情况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斗争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壮大组织，让领导权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如果采用非暴力方式可以实现这些，我们就选择非暴力方式。但是如果在实际情况下，采用非暴力方式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们就会转向其他方式。
16．选自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你看过甘地的事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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