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如果您能够作为我的代理人向［约翰内斯堡］律师事务所的G·比佐斯律师或他指派的其他律师提供本案情概要，我将感觉非常荣幸[120]。在提请诉讼的所有事实性文件提交给您后，希望您能尽早安排法律咨询事宜，您可以委派您公司的律师，也可以委派其他律师顾问。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贵公司不能提供咨询，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您的法律服务。当然，如果能和您委派的任何人会面，我将非常高兴。同时，在会面时，我们会向您或您的代表支付费用和其他费用。
1976年10月7日，我给指挥官罗洛夫塞（Roelofse）［上校］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允许我通知律师提起诉讼。但最终请求被驳回，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好偷偷地把这封信送出了监狱。
1976年7月12日，我给监狱总长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控诉了C.O.［指挥官］和他的下属的各种行径，包括滥用职权、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和其他不当行为，最终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我把信抄了下来，也就是说现在我还有一封内容一模一样的底稿，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交给您过目。同时，我建议您让他不要没收与诉讼相关的文档和文件。
以下是这封信的摘要：权利的滥用。罗洛夫塞上校和监狱长普林斯 ［中尉］在监狱里向单间牢房区内的囚犯宣传种族主义思想，而且很有组织性，这些囚犯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煽风点火，试图在我们之间制造仇恨。
不适当地插手社会关系。在列举了一系列证明这项罪名的事实后，我写道：“当地官方不断阻止我们与亲人朋友通信，而且总是对我们的信件内容和收信人持有所谓的异议，对于这样的行为，他们向我们说明过原因，但是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谎言。我现在认为，他们利用这些谎言剥夺了我们和亲人朋友们维持良好关系的权利。”
发出信件的审查制度。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75年12月第75号邮件是我寄给女儿的生日贺卡，但是她没有收到；再比如说，去年2月份的时候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封信；还有，女儿不断给我邮寄过来的照片，全都无声无息地没了踪影。在另外一封信里，我告诉女儿要注意饮食，因为她当时在玩橄榄球。C.O.居然对这样的内容有异议，强迫我删掉这段内容。我的侄孙女想做法学学士，我就给约翰内斯堡律师事务所的F·肯特基（F.Kentridge）夫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劝说我的侄孙女把法律当做自己的职业，为妇女谋福利。普林斯中尉要求我把这部分内容删掉，几个星期后，我把这封遭警告的信件交给他时，他却告诉我，因为监狱部门不放心F·肯特基夫人，所以这封信不能邮寄。最后我总结道：“我想告诉妻子，我给女儿邮寄了一张生日贺卡，但是她没有收到。我很想念她，她寄给我的照片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但是监狱反对我这么写。我认为这是极其没有道理的，而且根本不是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也不是为了维持监狱的秩序和纪律，更不是为了提高我的福利。阻止我和F·肯特基夫人的通信也是如此……”
外来信件的审查制度。监狱对信件检查制度的滥用主要体现在对外来信件的检查上。在这方面，C.O.和他的下属简直是无所顾忌。他们这样热衷于检查我们的信件，纯粹是因为对我们怀恨在心，是对我们的一种报复，肯定不是出于监狱安全和纪律的考虑，更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福利。
这种行为纯粹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迫害，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与外界隔绝，让我们眼前一片黑，不让我们知道监狱外面的形势，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事都不让我们知道。C.O.阻断外界对我们的探访，阻止我们接收信件、贺卡和电报，要知道这些探访、信件、贺卡和电报凝聚的是在我被囚禁的这些日子里朋友们给予我的善意的祝福和强大的支持，他不仅不让我们接收这些祝福和支持，还让我们给亲人和朋友留下了不负责任的印象，会让他们以为我们从来就不给他们写信，而且从来就不关心他们信中所提及的重要事情。
另外，监狱在信件检查中有双重标准，但是在这样的双重标准面前，他们却显得畏畏缩缩，试图欺骗公众，让大家以为他们没有审查囚犯发出去的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狱当局在命令我们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后，还会让我们重新写一遍，这样也就毁掉了能够证明他们检查信件的证据。对于从监狱外面寄进来的信件，检查员会很随意地撕去某一页或划掉某一段。我在这里怎么说都无法描述清楚信件被毁坏的程度，如果您能亲自来一趟，自己看看就会清楚了。我妻子的很多信的内容都是不连贯的，甚至在同一封信里都很难把这些内容连在一起[121]。
我妻子也多次入狱，她不仅懂得相关的监狱法规，也清楚你们的地方政府对所有他们认为是有害的事情或人都会很敏感。所以，她尽量控制自己，写来的信里几乎都是家务事，但是，还是有一封信没有逃脱掉被毁的命运。
1975年11月24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总共有五页，到我手上的时候，只剩下了两页。不过，其他监狱的官员就没有采用这样残忍的检查制度。你应该清楚，我的妻子最近在克龙斯塔德的监狱里服了6个月刑期[122]。那个监狱的C.O.帮她邮寄出来很多信件，到了我们这里却遭到了严格的审查。
而我最痛恨的是，我们必须在这样赤裸裸的谎言中去做事情。C.O.不仅毁掉或者截留我们家人和朋友写来的信件，还禁止我们告诉他们这个事实，这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不辞辛苦给我们写信、邮寄卡片，C.O.却截留这些东西，一直不给我们。他就这样浪费着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践踏了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支持和关爱，这又是多么无情多么冷酷的行为！
您应该发布一条公开声明，以使监狱部门的政策更加明朗化一些，同时也应该详细地列出哪些内容是你们反对的，我们不应该给哪些人写信或发送祝福。
信件在邮寄途中丢失。在邮寄途中丢失的信件数量也太大了，说这是邮政部门的失误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而且C.O.也一直拒绝让我们在信件上签字，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信件的丢失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失误。
探访。在这里，C.O.对犯人与探访人员之间的谈话要监视，但是他们的监视方式完全超出了维护监狱安全的要求。一位探访人员身边竟然要安排4到6名看守，他们就那么站在她身边，威胁似地瞪着她，呼吸粗重，这可是公然的恐吓。
我有责任告诉你，我的狱友们都认为，在朋友或亲人来探访时，探访室内会安装窃听器，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要被记录下来，甚至包括丈夫和妻子之间私密的悄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探访期间再安排看守就没有必要了。
信件检查员的语言水平。直接负责检查邮件和杂志的是W/O［准尉］ 斯廷坎普（Steenkamp），之前他是管理我们这个区的。他确实通过了大学入学英语考试，但是他的英语水平还没有我的南非荷兰语好，我估计［中士］ 福莱尔（Fourie）的英语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连C.O.自己都很难用英语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其实，在我被监禁的14年里，我还没有碰到过英语水平比罗洛夫塞上校还差劲儿的C.O.，他可是在管理一整座监狱……在这里，大多数囚犯都是讲英语的，几乎没人会说荷兰语。他还禁止我们与支持我们政治观点的人通信，普林斯中尉说，如果监狱认为某些人是我们的政治同谋，我们就不能和他们通信。而且，不管其他犯人的亲人给我们写了什么样的信，我们都不能和他们联系。
电报和复活节卡片。C.O.后来制定了新的规定，不允许我们看到电报原文。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电报成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电报的内容，没有发出日期，也没有收到日期，其他重要的信息都没有。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些电报在交给我们之前，都必须交给狱警详细地审查。为了能够掩盖住延时交给我们这一事实，C.O.才制定了这项规定。
别人给我们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快点儿把信息传递到，他们是花了不少钱的。但是，现在人人关心的是，市民们多支付一些费用就能够顺利且有效地获得的公共服务却被政府部门故意阻挠了。
囚犯收到的钱。我的狱友们都认为，C.O.和狱警们把我们的钱都拿去花天酒地了。1976年5月31日，普林斯中尉给我捎信说马特拉库（Matlhaku）夫妇曾在1975年11月5日给我汇来了30兰特。但是，直到今年他还总是跟我说，这笔钱还没有收到，后来监狱会计部又说这笔钱已经存入了我的账户，我的账户里从来没出现过这笔钱。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向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跟你说明，我的投诉一直被忽视，而且他们一直拖延着不告诉我们托管费到底是什么东西，哪怕是最简单的信息都没有。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您必须重视它们，并尽快作出调查，至少在这个方面恢复监狱部门的声誉。
监狱委员会会议上的政治性讨论。多年来，在这样的会议上，他们都会让囚犯参与政治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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