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大声吆喝着骗人，这还是头一次，我把自己的自尊心挖出来，往牛屎里面踩。”她说：“没权没钱万事求人，还把自己的自尊心吊得那么高就没必要了吧，要说我不了解你，就是这点不了解。人家的尊严都建立在有权有钱上，你在空空洞洞上面建立什么？”我说：“那是虚幻的，别人尊他的权他的钱，又不尊他的道德文章，尊道德文章才是真的。”她说：“照你说那些大人物其实没有尊严？”我说：“他们退了位真相就显出来了。施厅长你也看见了。”她说：“满世界都是假的，那假也假得真，管他心里怎么想呢。”
　　这件事给了我一点启发，一个人吧，只要他不把自尊看得那么重，放得下脸来，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一个小人物，把人格自尊吊那么高，那合适吗?太奢侈了，实在是太奢侈了。看着任志强那鼓囊囊的皮包，自己的心不也跳了几跳吗？我也不是个吃素的人，只是战胜不了自己。报纸上天天在说战胜自我，战胜自我，今天才明白了一点奥窍。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这话可不是随便能够说出来的啊。这是一切成功人士的心得，其中的精义，他们是秘不示人的，要靠自己去体悟。其它人吧，把这句话放在口里念一念，其实并不真正懂得。 
37、你胜利了
　　大学同学匡开平出差经过这里，一见面就说：“算一算毕业都八九年了，这八九年的！”又说：“我专门来看你，明天就走。飞机票都订了。”见了老同学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来。我不想带他到家里去，就说住得很远。他说：“也不让我瞻仰一下嫂夫人吗？”我说：“还不是那个样子，一张脸，两个鼻孔两只眼。”我和许小曼的事他是知道的，我怕他看了董柳会暗中笑我。他看了我满桌子书说：“在机关还看业务书，少见。还要多看些政治方面的书。”我一问知道他当处长了，许小曼在部里也当处长了。我计算着带他到外面去吃饭，就说出去有点事，回到家问董柳要钱。董柳说：“充胖子吧，到家里吃吃算了。”我说：“这个胖子是打肿脸也要充的。”她把钱给我，我说：“晚上没回来就住招待所了。”她不高兴说：“家里又不远。”我说：“知道你只想跟老子睡了。”她说：“那是你身上某些地方绣了花。”回到办公室见尹玉娥正跟匡开平说什么，我一进去她的声音像被刀砍断了似的，掩饰地望了我笑说：“来了吗，来了。”我想这条长舌头又在说什么了。我带匡开平去吃饭，说到许多同学的境况。吃完饭他抢着把钱付了，我说：“就这样扫东道主的面子？”他说：“你也别替我着急，反正是工作餐。”要小姐开了票。到招待所他又抢着把房钱交了，我说：“什么意思嘛。”他说：“先公后私，公家的钱先用。”他要的是最好的房间，当年的同学，在这些细小之处，就看出差别来了。人在那么个份上，钱也跟着在那么个份上，这也是游戏规则。他这么几次抢着付帐，我觉得他把我也看得差不多了，没份量啊。我想好了明天一定请大徐开车送他去机场，多少也挽回一点面子。他靠在那里丢过来一根烟。我吸着烟说：“有时候抽一根，觉得烟也是个朋友。”他说：“我就少不了这根烟，寂寞了点根烟，就有了气氛。”他告诉我明年是大学毕业十年，留在北京的同学准备聚会，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不是人民公敌？我以后还打算在同学面前做人吗?”他说：“那你一定去，我通知你。”他又问我最近干些什么，我怕他心里嘲笑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思路说了一下。他似乎有点兴趣，跟我讨论起来。说到按现代分析方法进行中药分类，他还问了几个细节问题。他说：“其实我在机关多少年都没想过这些事了，天天想的就是谁和谁是怎样一个关系，你不把关系吃透，随口讲一句话就坏事了，搞得不好就玩完了。将来我们同学中最有成就的肯定是你，我们都是混混。”他只字不提我现在的处境，这使我感到更加惭愧，自己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这种惭愧使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也还是在用流行的眼光看世事，看自己，不在份上就无法理直气壮。一个人他在精神上再坚挺，也不能创造一套价值来对抗潮流，而只能像浮萍一样被裹挟着，随波逐流。我自认为傲视世俗，人格根砥却不深，在不觉之中总是用了流行的标准与别人交流。我们说话说到很晚，他当了官也并不像我们厅里的官，有一套彻底的官僚气质和思维方式。我把自己的感想对他说了，他说：“谁在本单位，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表演的本能。”第二天我请大徐送他去机场，分手时我说：“明年聚会一定通知我。”他说：“其实聚会吧，也就是聚聚会而已，就那回事。”
　　后来聚会的消息不是匡开平通知我的，是许小曼，她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了。这么多年没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厉害。她告诉我聚会提前了，因为有两个同学从日本回来。她要我星期五赶到，又问我坐哪趟车，我还没想好她说：“就坐四十八次。”放下电话我想，到底是当领导的，作起决定来就是干脆。这么多年不通音讯了，她竟没有问一问我现在可好，这叫我有点不舒服。可马上又想到她可能知道我大概怎么回事，不问实在是体谅我。我算一算去一趟北京，总得带几百块钱，问董柳要吧，她又像割肉似地舍不得。我到监察室向小莫借五百块钱，她马上答应了。晚上我对董柳说要到北京出差一趟，董柳说：“别人跑腻了，就轮到你身上来了，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那肯定是对，因为是你讲的，你是常对将军。”她说：“轮到你不会是什么好事，绝不会是去见部里的领导，你说我讲得对吧？”我说：“讲得对，太对了，怎么会这样对呢，不是董柳谁能对得这么厉害？”
　　下了火车我往出站口走，听见有人在叫我：“大为，大为！”一看竟是许小曼。我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心中一阵温暖一阵感动，我没想到自己竟还是一个值得别人来接的人。她从人丛中挤过来说：“我找到那一头去了。”那一头是卧铺车厢。这样我感到非常惭愧，到北京竟是坐硬座来的。这时忽然来了灵感，我说：“就是你催得太急了，害得我卧铺票都没有买着。脚都坐肿了。”许小曼说：“大为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时间怎么把你给遗忘了。”我说：“我脑膜炎后遗症不想事，不会着急。”我看她确实变了，不再是当年充满青春活力的她，竟有了一点中年妇女的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你也一点没变”，可说不出口，那太虚伪了，就说：“你也没怎么变，许小曼还是许小曼。”她果然很高兴说：“是吗？发胖了，孩子也有六七岁了。”出了站有车在等她，我说：“领导到底是领导。”上了车我等着她问我这些年的情况，反正是要问的，可她就是不问。当着司机的面我也不好问她。我们谈到这个那个同学，就是不说自己。我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进了大门我说：“在卫生系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到部里来，好像是个神圣的地方，你们天天在部里泡着，我看来就像泡在蜜糖罐里一样。”她说：“你们厅里经常有人来办事。”这么一说我知道她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说：“是那些当官的。”说了这句话我发现自己无意中卸下了一个包袱，把谈话的障碍扫除了。她果然抓住这个话头说：“还在中医学会？”我说：“都四五年了。”这时下了车，她把我安顿到房间说：“我特地叫你早一天来。”又说：“有时候也要动一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是想要才会有，而且想要就会有，你试一试。”我说：“没那份天才，我还是写几篇文章算了。”她说：“文章要写，别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有了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谈到这个话题我很惭愧，可实在不能不谈。她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一种是命运被别人决定的人。”我笑了说：“这间房子里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物类型都包括了。”她有点忧郁地望着我说：“大为你跟我说话也耍贫嘴？”我本来想故作豁达掩饰自己的处境，她这么一说，我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把她推远了。我说：“那我们好好说话。我真的没想到当年的许小曼有朝一日会当个处长，三十刚冒头就当了处长。”她说：“说起来吧，处长就那么回事，可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有那么回事比没那么回事总好点。一个人吧，就是另外的人的一个心思，他心思往左边一转，你就荣了，右边一转，你就枯了，一荣一枯，天堂地狱，想想自己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吧。我们的大多数心思都放在那些人的心思上了，一切努力都是使他的心思往左边转，如果往右边一转，完了。有时候一个眼神不对你都完了，完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的。”我说：“这句话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历史。我这几年烧水都会烧糊，买盐都会生蛆。”就把自己的事情都给她说了。她听了没做声，半天说：“大为啊。”我说：“其实我也不蠢，我明白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方向，总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心里明白也白明白了。”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忽又笑了说：“对你我就不那么绕着弯子说话了，我不怕说得你痛。从前有个农夫赶着一头驴走在山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农夫鞭子打着驴要它贴着石壁走，驴偏要靠外边走，怎么抽它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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