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全集》，第9卷，第77页。“不是我们死于宗教之手，就是宗教死于我们之手。我相信古日耳曼箴言： 诸神必死。”《尼采全集》，第9卷，第128页。在《人性，太人性了》第二卷（1878—1879）中，尼采把人譬作囚徒，把上帝譬作牢头，把耶稣譬作牢头的儿子。牢头刚死，他的儿子说：“我将释放每个信仰我的人，完全像我父亲在世时那样。”《尼采全集》，第3卷，第247页。
然而，也许这些只能算作“上帝死了”命题的前史。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是在《快乐的科学》（1882）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中。在前一本书里，尼采描写一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市场上寻找上帝，他对聚集在市场上的人们说：“上帝哪里去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并且以经典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命题： Gott ist todt（“上帝死了”）。《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柏林—纽约，1980，第3卷，第480、481页。在后一本书里，尼采又从各个不同角度多次重复了这个命题。《尼采全集》，第6卷，第13、130、379、387页。参看拙著《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4—166页。
长期以来，“上帝”观念始终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它凝聚了一切最高价值，向人许诺不朽、至善和宇宙秩序。有了上帝，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找到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己的道德极境，孤独的个人从和谐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博爱中感受到了精神的充实。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超自然的世界秩序。所以，哥白尼的天体说不但打击了神权，也打击了人类中心论，而西方人在文艺复兴的乐观气氛中沉醉不久，使开始觉察到人失去上帝后的悲凉境遇了。
自从帕斯卡尔以来，许多宗教思想家都指出，死亡问题是宗教意识的核心，宗教源于对不朽的渴望，是对死后虚无的绝望症的治疗。因此，宗教意识的衰落必然导致悲剧意识的复苏。上帝死了，灵魂不死的希望落了空，短暂的个体生命重又陷于无边无际的虚无的包围之中了。上帝的死意味着人的死成为无可挽救的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说：“一旦我们如此拒绝基督教的解释，把它的‘意义’判决为伪币制造，我们立刻以一种可怕的方式面临了叔本华的问题： 生存究竟有一种意义吗？”《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3卷，第600页。后来加缪解释说：“人已经对自己的不朽感到彻底失望，被迫承认自己注定要死的命运，从而，人就决定杀死上帝。现代人的悲剧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加缪： 《反抗的人》，巴黎，1951，“虚无主义与历史”节。
上帝之死不但剥夺了生命的永恒性，而且剥夺了生命的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万物复归于混乱。人只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有何神圣可言？既然无神圣可言，也就无道德可言，因为道德总是以人对自身的某种神圣性的信念为前提的。人因为近神而获得尊严，正是这种尊严感支撑着道德，道德又反过来支撑着这种尊严感。没有了神，人的尊严遭到空前打击，他感到自己被降到了与万物相同的水平。“现代的普遍特征： 人在他自己的心目中难以置信地丧失了尊严。长期充当现实存在（Dasein）的中心和悲剧英雄；后来，至少致力于证明自己与现实存在之决定性的、自在地有价值的方面的亲缘关系——如一切形而上学家之所为，他们想维护人的尊严，凭藉他们的信念： 道德价值是主要价值。谁放弃了上帝，谁就愈加热烈地信仰道德。”《强力意志》第18节，第19页。然而，在尼采看来，这是徒劳的，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一切必定随之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 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现在呈现在面前了……”《尼采全集》，第5卷，第271页。对于基督徒来说，天国既是死后灵魂的归宿，也是生前善行的报偿。失去了天国，灵魂没有了归宿，生命和道德一齐失去了根据。
总之，上帝死了，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人的生存似乎失去了重心。尼采宣告说：“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 我们正在失去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强力意志》第30节，第24页。现代人突然被抛入一个没有上帝，因而也没有目的和意义的宇宙中，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再也没有全能的神灵替他解答精神上的疑难了。人真正地孤独了。“虔信者不存在孤独，我们无神论者首先做出了这个发明。”《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3卷，第616页。上帝信仰的丧失把欧洲人置于空前可怕的境地，尼采常常把这一事件譬作一场自然灾难——一场洪水，一次地震，地球脱离行星轨道，“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黑暗和日蚀”《尼采全集》，第5卷，第271、272页。。
现代的双重阴影（1）
如前所述，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所谓最高价值，指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所虚构的超感性世界，即广义的“上帝”。所以，“上帝死了”是虚无主义的主要含义。但虚无主义还有另一层含义。
在尼采看来，“上帝”成为最高价值，乃是一种僭越，一种颠倒。他说：“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之下、在生命的光茫之下谈论的： 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尼采全集》，第8卷，第88—89页。因此，真正有资格充当最高价值的是生命，而“上帝这个概念是作为与生命相对立的概念发明的”《尼采选集》，慕尼黑，1978，第2卷，第481页。，它本身即意味着最高价值丧失价值，是本真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在这一层含义上，尼采把基督教、佛教、柏拉图哲学、全部唯心主义均称作虚无主义。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311、323、344、345页。这一含义的虚无主义，与尼采常常谈到的“颓废”同义。
尼采说：“最使我竭思殚虑的问题，事实上就是颓废问题。”《尼采美学文选》，第281页。“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偶象的黄昏》，第106、107页。。所谓颓废，就是指“蜕化的本能带着隐秘的复仇欲转而反对生命”《尼采美学文选》，第344页。，就是指“不得不与本能进行斗争”《尼采全集》，第8卷，第74页。。尼采把以往的哲学、道德和宗教都归入这一含义的虚无主义范围，称之为“人的颓废形式”《尼采美学文选》，第348页。。
现代处在这双重虚无主义的阴影之下。一方面，上帝死了，信仰危机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另一方面，上帝死得不彻底，它的“影子”即传统道德犹在，继续反对生命本能，导致颓废。信仰的沦丧和本能的衰竭是一种现代并发症，病根则是旧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们的虚妄不仅预先注定了后来的信仰沦丧，而且，由于它们长期压制人的生命本能，使精神创造力的这个根本源泉趋于枯竭了。现代人既失去了旧的信仰，又无能创造新的信仰，这才真正陷入了可怕的信仰危机。灵魂和肉体双重退化，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颓废交并作用，便是现代文明的症结。参看《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207—214页。尼采牢牢把握住这个症结，对现代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现象和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匆忙在谈及虚无主义的预兆时，尼采写道：“我们整个欧洲文化长久以来就已经因为一种按年代增长的紧张状态的折磨而动荡，犹如大难临头，狂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像一条激流，一心奔向尽头，不复沉思，而且害怕沉思。”《强力意志》前言第2节，第3页。“猥琐、敏感、不安、匆忙、聚众起哄的景况愈演愈烈，——这整个纷乱状况的现代化，所谓‘文明’，愈来愈轻浮，个人面对这巨大机构灰心丧气，只好屈服。”《强力意志》第33节，第27页。失去信仰的现代人急切地投身喧嚣的世俗生活，试图用勤勉的劳作麻痹内心的不安，松弛精神的紧张。他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分秒必争，却不再关心永恒。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102、134、248页。这种现代式的匆忙原是失去信仰者精神空虚的表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无信仰状态。“现代那种喧嚣的、耗尽时间的、愚蠢地自鸣得意的勤劳，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使人变得‘没有信仰’。”尼采反对基督教，但主张人应当过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即有信仰的沉思生活，可是匆忙的世俗生活已经剥夺了为此所必需的闲暇。他发现，没有信仰的人，大多是那些“被世代相继的勤劳消磨了宗教本能的人，他们甚至不再知道宗教有何用处，只是带着一种迟钝的惊愕神情把他们的存在在世上注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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