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班老实人，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被占有，无论是被他们的职业占有，或是被他们的娱乐占有，更不用提被‘祖国’、时代以及‘家庭义务’占有了。”《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5卷，第76页。
现代的双重阴影（2）
个性的丧失和灵魂的平庸随着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商业文明取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欧洲社会出现了尼采所说的“非精神化”趋势。尼采对于技术统治人的后果极为警惕，他警告说：“印刷、机器、铁路、电报是前提，还没有人敢于由之引出贯穿数千年的结论。”《尼采全集》，第3卷，第340页。尼采一再指出，机器剥夺了人的个性： “它把许多人变成一部机器，又把每个人变成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它制造平庸和单调”；“它是无个性的，使一件工作丧失了自己的骄傲，自己特有的优缺点，——因而也丧失了自己的一点儿人性”，结果，“我们现在似乎只是生活在无名无姓的、无个性的奴隶制度下”。《尼采全集》，第3卷，第317、318、350页。与此同时，商人成了“支配现代人类心灵的力量”，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市场价值决定了也抹杀了一切精神事物的价值。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134、217页。于是，报刊支配社会，记者取代天才，艺术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的机器化和文化的商业化使尼采悲叹：“大平庸是时代的危险。”《尼采全集》，第14卷，第204页。
文化的贫困和学术的贪婪尼采认为，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母怀，文化的家园。以苏格拉底为始祖的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导致了神话的毁灭，从而一度形成亚历山德里亚时期缺乏根基、虚假繁荣的学术文化。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上帝信仰的破灭，文化丧失神话家园的恶果再度显现，亚历山德里亚现象变本加厉地重演。“如今，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向过去一切时代挖掘着，翻寻着，寻找自己的根，哪怕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挖掘。贪得无厌的现代文化的巨大历史兴趣，对无数其他文化的搜集汇拢，竭泽而渔的求知欲，这一切倘若不是证明失去了神话，失去了神话的家园、神话的母怀，又证明了什么呢?人们不妨自问，这种文化的如此狂热不安的亢奋，倘若不是饥馑者的急不可待，饥不择食，又是什么?”《尼采美学文选》，第100页。现代人在精神上是“永远的饥饿者”，已经丧失创造的原动力。他带着“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徒劳地模仿一切伟大创造的时代和天才，搜集昔日文化的无数碎片以装饰自己。然而，在尼采看来，如此拼凑而成的决非真正的文化，至多是学术，现代人骨子里只是可怜的“图书管理员和校对员”。内容的贫乏和外表的奢华适成对照，构成现代文化的特点，尼采形象地譬之为“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79、80、102、130页。。
艺术中对于刺激和麻醉的需要现代人由于生命本能衰竭，精神空虚，加之匆忙的劳作使他们神经疲惫，便到艺术中去寻求刺激和麻醉。为身心俱衰的现代人提供官能上、精神上的刺激剂和麻醉剂，成了现代艺术的主要使命。尼采认为，浪漫主义就迎合了现代人的这种需要。参看《尼采美学文选》，第133、134、238、240、253、368、370页。其中，尤以瓦格纳为悲观浪漫主义的典型，被尼采当作现代颓废症的难得的病例不断加以解析。参看《尼采美学文选》译序。尼采把浪漫主义看作“虚无主义的准备”《强力意志》第1节，第9页。，并且把浪漫主义艺术家称作“虚无主义艺术家”、“颓废艺术家”，谴责他们“根本上虚无主义地对待生命”。《尼采美学文选》，第381、384页。
虚假的角色和做作的戏子现代人没有信仰，内里空虚，缺乏实质，便急于用讨人喜欢的外表来遮掩自己。“现代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假象；现代人不是里表一致地出面，他毋宁说是隐藏在他现在扮演的角色里。”《尼采美学文选》，第130页。这一情况在艺术中尤甚，艺术成了演戏，艺术家成了戏子，他们用歇斯底里冒充天才，荒谬地易于激动，不断变换着姿态，“他们不再是人，至多是角色的会合，其中忽而这个角色，忽而那个角色带着无耻的狂妄态度出来自我标榜一番。”《尼采美学文选》，第361页。
总之，旧信仰及其道德所造成的本能衰竭，信仰沦丧所造成的精神空虚，二者交并作用，使现代人的心灵和现代文化呈现了种种危机的征兆。
从形而上学到虚无主义
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原型和虚无主义的发端（1）
虚无主义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在形而上学之中的虚无主义实质逐渐发生作用，终于导致最高价值失效，形而上学崩溃，虚无主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尼采眼中的一部欧洲哲学史几乎就是这样一部形而上学的解体史，同时也是虚无主义的成熟史，其间又分成若干阶段。在《偶象的黄昏》中，尼采在“‘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一个谬误的历史”标题下，指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几个主要阶段，即： 柏拉图——基督教——康德——实证主义——尼采本人。在他看来，肇始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谬误在他手里终于合乎逻辑地结束了，而柏拉图的隐蔽的虚无主义也终于导致了他所主张的“彻底的虚无主义”。
尼采早期以苏格拉底为主要批判对象，后来愈来愈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提，进而又把柏拉图主义看作统治了欧洲两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典型形态。当然，所谓柏拉图主义不纯然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它已经包括了苏格拉底主义。
公元前5世纪是欧洲形而上学形成的关键时刻。当时，随着希腊城邦的衰败，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本城邦独特的神话文化的信仰。可以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价值危机，其规模和深刻程度可与后来基督教信仰的崩溃相比拟，但性质恰好相反。在尼采看来，前者是希腊本能的解体，后者却为复归希腊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城邦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活动在当时的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作出了相反的反应。智者运用诡辩术，即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它集中体现在普罗塔哥拉提出的“知识是感觉”和“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两个命题中），得出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结论。尼采极其重视智者的立场，赞扬智者敢于正视非道德性参看《强力意志》第429节，第296页。，指出：“智者触及了最早的道德批判，最早的道德审视： ——他们把种种（具有地方局限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彼此并列；——他们使人明白，每种道德都可以辩证地得到辩护，也就是说，他们猜测到，一种道德的各种论证如何必定是诡辩性质的……”《强力意志》第428节，第295页。事实上，智者面对异教神话衰亡所采取的立场，与尼采面对基督教信仰崩溃所主张的彻底虚无主义十分相似，自然会引起尼采的共鸣。不过，就像他把彻底虚无主义看作向重建希腊价值观的一个过渡一样，他把智者也看作一个过渡，但方向正相反，是从希腊价值观衰亡到柏拉图主义取得统治地位的一个过渡。参看《强力意志》第427节，第293页。
与智者相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城邦的衰败归咎于神话及其不道德性，因而集中注意力为道德正名。苏格拉底一生的活动，无非是游说于雅典街头，运用他那一套概念辩证法，即三段论逻辑，推演普遍的道德范畴，给各种美德下定义。尼采指出，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往美德之路，与智者把诡辩术当作通往非道德之路，二者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参看《强力意志》第427节，第393页。苏格拉底主义的典型公式是“理性=美德=幸福”，即理性运用逻辑推演出一般道德范畴，然后以之指导生活。在希腊强盛时代，希腊人不是遵循善恶的观念，而是遵循生命的本能生活的，道德就包含在本能之中，无意识地发生作用，具有自然的性质。到了苏格拉底，道德以逻辑方式自我辩护，美德靠“理由”来证明自己，“在升华的幌子下丧失了自然的性质”。尼采认为，这一点准确无误地表明了希腊本能的解体。更为严重的是，苏格拉底的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虚构：“‘善’、‘公正’的重大概念脱离了它们所属的前提，作为独立‘观念’成了辩证法的对象。人们在其背后寻找真理，人们把它们当作实体或实体的符号： 人们虚构一个世界，这些概念以之为家，由之而来……”《强力意志》第430节，第298页。当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苏格拉底以他那些定义激起了理念论，但是他并没有把共相与个体分离开来。”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ⅫⅠ。9，1086b。但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确是苏格拉底概念辩证法的直接后果。所以，尼采说：“苏格拉底是价值史上最大反常行为的一个时刻。”《强力意志》第430节，第298页。
神话的毁灭和形而上学的兴起（1）
广义的形而上学就是所谓终极关切，“终极”既可从价值论角度理解，指终极的意义、目的；也可从本体论角度理解，指终极的实体、原因。在多数哲学家那里，这两者是一致的，最高的目的往往也就是最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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